如果說“開弓沒有回頭箭”的股改在中國資本（行情,資訊,評論）市場具有里程碑意義，那么融資融券的意義將不亞于股改。因為，股權分置改革解決的是歷史遺留問題，改變的是股權結(jié)構疾瘤，是治病和糾錯；而融資融券則是完善中國股市交易制度的關鍵，在現(xiàn)貨市場引入做空機制將會改變畸形的“單邊市”格局，會改變市場的贏利模式，會改變博弈格局，會抑制價格的過度波動，對中國股市的意義深遠。
雖然股改的意義因大小非和股市暴跌而黯然失色，但股改的方向毋庸置疑，只是股改的對價太少、流通太慢，從而得了“對價之利”的投資者大都將籌碼在高位換給了新股民和后來者，并讓后來者成為了全流通“陣痛”的受害者。由于當時“牛市的蓋頭”掩蓋了所有問題，使得全流通的“陣痛”和大小非弊端統(tǒng)統(tǒng)被后置到今天，再加上一輪大盤股IPO制造的大規(guī)模限售股，迅即將瘋牛打入了谷底，并且將中國A股市場拖入了新一輪“陣痛”，大量的解禁股抵消了一切“利好”。
或許有人會說，但凡革命都需要付出代價、需要用“陣痛”來消化改革的“針口”。但這個“陣痛”造成的代價太大了，大盤70％以上的暴跌險些讓中國股市休克。如果股改當初方法得當、牛市中少制造些限售股、在非理性的牛市中有做空機制，股市漲幅自然不會太離譜，落差的空間也就自然縮小了，新股發(fā)行和大盤股也就不至于蜂擁而出，更不至于被用來作為調(diào)控指數(shù)的籌碼，自然也就避免了制造大量限售股的局面，全流通的“陣痛”也就不會如此劇烈�，F(xiàn)在總結(jié)時，不難發(fā)現(xiàn)恰恰是由于做空機制的缺失和監(jiān)管部門的認識不足，才使他們的調(diào)控錯上加錯，如果當時有做空機制，或許可以讓中國股市股改之后的“針口”愈合得更快一些。
其次，融資融券對日后的中國股市影響深遠，而非簡單的救市舉措，是市場制度建設的基礎條件。所以，我們不能拿融資融券開通前夕的市場走勢來判定其意義，更不能簡單地將其理解為“救市概念”，更不能以“新興＋轉(zhuǎn)軌”、“莊家操縱”等中國國情來加以反對和阻撓。
雖然，在熊市中融資的功能發(fā)揮會更充分一些，而融券的風險相對較大，融資功能的使用會超過融券，將會給市場帶來大量的增量資金。此舉確有注入流動性救市的功能，但這僅是暫時的作用。況且融資融券的杠桿機制具有雙刃劍功能，會成倍放大收益和損失，但在金融市場中風險與收益永遠是對稱的，無風險的金融市場是不存在的。但是，一個規(guī)范的、具備風險對沖的市場是可以減少風險和可以主動化解風險，尤其可以改善市場的大起大落。同時，融資融券平抑價格波動作用是長效的和長久的，無論在熊市還是在牛市。
可是對融資融券的開通市場人士也有不同意見。他們認為中國股市的大起大落是“莊家操縱”所致，功能缺陷一說不成立，因而健全市場功能并不能改善市場弊端。對此，筆者認為，“莊家操縱”確實造成了中國股市的非理性波動，但“莊家操縱”恰恰是由“單邊做多”的贏利模式、監(jiān)管的不到位和缺失做空機制等原因造成，只有從這幾個方面全面著手治理則可以扭轉(zhuǎn)畸形的大起大落，但如果連最基本的做空功能都沒有，市場再干凈也是不健全的，而且“單邊做多”的游戲規(guī)則只能采取“打壓吸貨—拉高派發(fā)”的高拋低吸之策來獲利，其市場表現(xiàn)自然就出現(xiàn)非理性暴漲和過度超跌，而且“單邊做多”的贏利模式很容易讓市場中的各大主力形成默契，造成利益方向一致的“全市場操縱”。一旦融資融券開通后，雙向贏利的模式使得各大博弈方都會按照理性的分析和自己的最優(yōu)選擇來操作，利益選擇的多樣性會讓博弈主體很難再達成方向一致和同盟操縱。往常商業(yè)企業(yè)中的“價格同盟”都會失敗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在理論上很難形成全市場的合謀。如果實際中出現(xiàn)有同謀的一致性做多或做空，則監(jiān)管者應該高度警惕，及時調(diào)查并作出說明，對違規(guī)行為及時出手懲治。
若在一個亂象叢生、監(jiān)管不嚴、價格操縱的市場里開通信用交易，則很有可能會發(fā)生功能扭曲，但不能因噎廢食。中國股市確實存在“莊家操縱”，也是“新興＋轉(zhuǎn)軌”的市場特征，但這是中國市場不健全和制度漏洞的表現(xiàn)，而非市場本身的特質(zhì)，更不是中國國情。只有營造一個健康的市場環(huán)境才是中國股市改革和走出困境的關鍵，更是融資融券功能良性發(fā)揮的基礎。因此，提高監(jiān)管者的監(jiān)管水平、嚴格監(jiān)管券商們的操作行為、打擊價格操縱、加大信息披露力度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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