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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2-10 作者:蘇培科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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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使得很多金融企業(yè)受到巨大沖擊，降薪、裁員等風潮迭起。就在這個時候，一些金融企業(yè)的高管們卻忙著逆勢分紅，將個人的利益擺在了首位，這一行為激怒了社會各界。一時間，金融高管們的“高薪”成為眾矢之的。
在美國，政府正忙著注入成千上萬億的美元“救市”，華爾街金融公司卻忙著發(fā)放２００８年度１８４億美元的紅利（與２００４年景氣高峰時期的紅利相當）。這不僅讓輿論嘩然，更讓剛剛上任的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極為惱火。他言辭激烈地批評華爾街人“極度不負責任”、“無恥”，并對政府救贖的金融企業(yè)高管們實行了不超過５０萬美元年薪的“限薪令”。
同時，在中國國內也傳出了國泰君安證券的“高薪門”事件，并且國家財政部也向各家金融類國企派發(fā)了《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è)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提出金融類國企負責人基本年薪取決于兩個因素：第一，公司的職位等級企業(yè)資產、業(yè)務范圍、業(yè)務領域廣度等決定；第二，所在企業(yè)、所在行業(yè)、所在地區(qū)的在職職工工資水平加權平均后乘以５。
“管理辦法”旨在避免進一步拉大金融類國企高管與社會平均收入水平以及企業(yè)內部職工收入水平的差距，并更加規(guī)范和量化了金融類國企高管們的績效考核標準。
此舉不但引起市場的高度關注，也引來了一片叫好聲。
對此，筆者希望不要僅僅停留在輿論的道德批判層面，而應該督促相關部門建立起更加規(guī)范的約束機制和法規(guī)，從根本上根治金融企業(yè)和國企高管的畸形薪酬機制。
對金融類國企負責人實施適度“限薪”，筆者認為十分必要，其他國企也應該仿效，同時還應要求國企高管及其家屬申報資產來源，分清社會資源的貢獻與個人貢獻之間的比例，避免國企高管們利用所掌握的社會公眾資源尋租、利益輸送和中飽私囊，并防止高管們“堤內損失堤外補”。
實際上，一些國企負責人拿社會公眾資源“謀私”的例子屢見不鮮，而且一直被縱容。有些人甚至將國企負責人貪污受賄的“５９歲現(xiàn)象”總結為“激勵機制不夠”，從而大肆進行ＭＢＯ、期權激勵。
筆者認為，目前正是由于對國企負責人約束的機制不夠，尤其是對國企負責人及其家庭成員的資產監(jiān)管缺位，使得國企高管們的名義收入和實際收入相差甚遠。對此，如果不進行及時地亡羊補牢，不嚴刑峻法，那么即使對國企高管實施“限薪令”，也將無濟于事。畢竟檔案工資和實際收入是兩碼事。
顯然，首先應該對國企高管及家屬實施資產申報制度，適度平衡國企高管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并將二者對等起來。否則，社會公眾的利益將無法得到保障。
尤其是在全民所有制下，雖說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yè)是全體人民的，但是所有者存在缺位現(xiàn)象，并缺乏必要的社會監(jiān)督機制，從而使經營管理者這個“保姆”變成了國企實際的“主人”。于是，“保姆”自己給自己制定薪酬標準，肆意處置國有資產，導致國有資產變相流失。
雖說目前有國資委這個“婆婆”來充當國有資產的“看門狗”，但由于其身兼“經營管理”與“監(jiān)督”的雙重職能，從而導致其“監(jiān)督”職能大打折扣。在這種情況下，對國企高管進行適度、明確的薪酬限制和家庭資產監(jiān)督是完全必要的。
其次，還應該對國企高管們實施責任追溯機制，防止一些國企高管為了在職期間的“政績”而惡意放大經營風險，實施短期化經營，過度攫取社會公共資源。這種重個人利益而輕社會公眾利益的行為，必然會導致很多風險被置后。如果實施責任追溯機制，則可以讓責任更加明確，也可以避免國企“短壽”。
再其次，對于一些僵化的分配機制應該進行及時改革，須與績效適度、合理地掛鉤，避免社會公眾利益受損。
此外，還要防止一些私營企業(yè)主也借機壓縮經理人和員工的工資，避免“限薪令”成為壓迫勞工的工具，防止限制富人的“規(guī)定”轉移到窮人的頭上。
拿奧巴馬的“限薪令”來說，對我們最深刻的啟示并不在于他與金融家們如何過不去，而是在于政府對公眾資源的監(jiān)管毫不含糊，尤其是對社會公眾資源與私人財產的界定非常清楚。奧巴馬的“限薪令”并不是針對整個華爾街，只是針對美國政府救贖的華爾街金融機構。因為這些金融機構在接受了注資之后，就成為有一些國有成分的企業(yè)，只能等這些企業(yè)將政府的貸款還清、褪掉“國企”色彩之后，高管的薪酬也就與政府的“限薪令”無關。事實上，對于其他非“國有”企業(yè)，也完全與政府的“限薪令”無關，只要股東愿意支付，政府則無權干涉。對此，我們一定不能混淆。
對中國來說，要避免“棒殺”整個金融業(yè)高管，但是對于那些“高薪”的國企高管，政府顯然應該實施更加嚴厲的約束，在激勵與約束之間找到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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