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8000輛出租車從3日開始進行停運,驟然發(fā)展為轟動一時的公共事件。6日,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與部分司機對話,認同出租車上繳的份子錢確實不合理。7日,重慶出租車協(xié)會表示,出租車企業(yè)和私營老板已同意調(diào)低份子錢,但具體額度尚不清楚,要以市政府公布的為準。此外,該協(xié)會還鼓勵組建從屬于它的駕駛員協(xié)會,以便的哥的姐能以集體方式與資方進行商談?傮w上看,政府在行動,可停運的余波未了。 需要注意的是,停運的導火索并非只是份子錢所代表的利益分配不公。據(jù)重慶交委的信息披露,停運司機的訴求還包括另外三方面:運價結構不合理、城區(qū)加氣難的狀況惡化、黑車猖獗擾亂運營秩序。如果僅僅將焦點放在份子錢上,而不去彌補其他訴求所吁求的政府責任,從而將停運事件簡化為勞資矛盾,恐怕不僅會矮化停運的訴求,也無法圓滿回應停運事件,更無助于從根本上消除停運的社會成因。 在過去幾天,無論是市委書記當面聆聽司機看法,還是協(xié)會表態(tài)要推動成立司機行會組織,都顯示了政府解決事態(tài)的積極立場。其中,新建制度化通道,以機制來接納司機的正當訴求相當關鍵。問題是,必須要予以停運司機以組會的主體地位,讓他們有機會成為勞資談判的平等一方。事已至此,政府還需進一步開放心態(tài),還權于民,促進解決停運繼續(xù)朝著正確的方向發(fā)展,并獲得更多的實質性成果。 利用制度化安排為社會運動提供出路,以減輕它們的社會震蕩,這是政府在應對類似事件時應當做到的。但它的一個必要前提是政府與民眾能夠互信。停運事件至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舉動,付出了巨大的行政成本,有許諾,也不乏實際措施?赏_\方始終保持沉默,拒絕評估政府應對停運訴求的作為?紤]到停運事件還未最終定性,組織者對官方行動不予置評,非不愿不能,實在是因為不敢。 停運形成后,能傳達司機訴求的代表一直缺席,實際上并沒有實現(xiàn)真正的協(xié)商對話,這不能說是正,F(xiàn)象。其間所隱射出的民眾顧慮值得行政者深思。長期以來,群體事件很容易被扣上“陰謀論”的帽子,民間正當?shù)睦嬖V求往往得不到重視。政府疲于遏制突發(fā)事件,習慣性地以強硬手段取代對話機制。這么做的嚴重后果是,政府疏于理解及觸及事件背后的社會心理、利益格局等深層次矛盾。 份子錢絕非重慶獨有的行業(yè)弊病,它存在于全國絕大多數(shù)城市。需要說明的是,出租車司機的利益受損并非僅由份子錢造成,它來源于社會資源的失衡分布,一旦公共政策不能制衡于它,既得利益就可以貪婪地侵害正常的利益配置。不只是重慶停運事件,在既有的眾多群體事件中,我們都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變異的規(guī)律。盡管民眾可以忍,但是假如超過了極限,那種對正常利益的需求就可能爆發(fā)出來。 重慶停運事件以極端的樣式表達訴求,而政府的處置又表露了對待民眾訴求的真實態(tài)度。就目前的進展而言,官員直接對話和資方稍微妥協(xié)還都是技術手段。其實,考驗政府的遠遠不止這些,重要的是以停運為契機檢視現(xiàn)行政策的實際效用,均衡地吸收各方意見,代之以更周全的施政,至少是修訂公共政策以紓解公益的困境。這就是群體事件所起到的警示功能,它以激烈的社會情勢敦促政府改良。 停運令長久積壓的憤懣沖出地平線,也反向證明政策確有不合時宜之處。起碼,一個執(zhí)政為民的政府要制止強勢集團對弱小的習慣性傾軋。這一政府原則屬于包括重慶在內(nèi)的所有地方政府。為此,政府要厘清停運事件的邏輯關系,提煉出事件演化的一般規(guī)律,誠實審視政府在類似事件中的欠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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