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問題一直為民眾所關注。專家認為，相對于當前中國居民收入，1600元的稅起征點過低，壓制了中等收入者，使工薪階層成為個稅繳納的主體。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某網站新聞中心就此聯(lián)合開展了一項調查。3698名參與者中，有97.0％的人認為目前的個稅起征點不合適，與此同時，有同樣比例的人期待能將其調高。（11月5日《中國青年報》）

    無疑，這個就快抵達100%的調查對象認為應調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比例是驚人的，純粹就是公眾民意的一邊倒了。我們不禁要問，1600元的起征點試行的時日并不長，何以這么多公民有意見的稅收政策能輕易出臺？當時制定此政策的時候，我們掘出過一條俯身傾聽民意的路徑了嗎？如果有民意上達的路徑，我們又是靠什么措施去保障緊叩蒼生實境的原生態(tài)聲音抵達決策者的辦公桌呢？
    換句話說，有如此奇高的97.0%的公民對個人所得稅有置喙的聲音，可何以我們的民生政策沒有隨民意改動，我們的體察民意的機制是怎么設制的，設制這個互動體系的公仆的工作又是怎么做的？而今，我們看到的這種有涉公民基本民生政策，似乎總是在造成了一定后果后，才有人睡眼惺忪地出來回應，甚至根本就無人跟進。顯然，這是我們的民調系統(tǒng)未能趕上"官調"的行走步伐，"官調"始終有意邁行于民調之前。如果"官調"能脈動蒼生，就完全有理由提前為中低收入人群的切實民生實況做細致和通盤的考慮。
    在某些官員與專家的眼里，民生成本的增加，中間階層的稅負不輕，社會物價有漲跌失衡，形成物價無法持平的結局，似乎沒啥大驚小怪的，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但在我看來，"官調"之所以偏離百姓衣食住行的現實語境，而情不自禁地把大富翁式的稅負感和流落街頭之乞丐的稅負感來個"平均"，必然會偏離民意的軌道。百姓對稅負的感覺很直接，拿個稅起征點和1981年的相對比，1981年職工平均工資約為每月60元，而起征點為800元，大約是月工資的13.3倍；到現在，起征點是1600元，而據國家統(tǒng)計局10月29日公布的數據，今年前9個月城鎮(zhèn)職工月平均工資為1853元，起征點僅為月工資的86.3％。
    任何與百姓衣食住行的基本民生政策，都應具有全局性、預見性，不能老是等到老百姓民生堪負日顯沉重了，坊間可謂眾議嘵嘵了，才來挖肉補瘡式的改進。實際上，個稅起征點不僅是一個冰冷的數字，它更是一張公民民生的富有感情的"晴雨表"，應隨百姓民生實情而真情互動。它不是死的，理應靈動起來。要讓它靈動，就必須動態(tài)把脈住社會物價的消費指數的步子，掌握著公民的就業(yè)與收支狀況。只有這樣，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才會緊貼百姓心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