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任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行副行長,他對喧囂的90年代的經濟總結是,政府與市場都偏離了各自的軌道,政府最終被華爾街的金融家們牽著鼻子走,離平衡的經濟越來越遠。 華爾街裙帶資本主義從來未曾斷絕,如作為美國新經濟垮掉標志的安然公司在不斷創(chuàng)造金融衍生品的同時,也在不斷編織與官員的關系網。安然公司的巨額捐助款五分之三捐給共和黨,五分之二捐給民主黨,長長的捐助名單中包括布什政府的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佐利克、司法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小布什政府的國防部長托馬斯·懷特等人。 這被視為一個尖銳的諷刺,因為美國曾猛烈抨擊東亞的裙帶資本主義挖掉了市場健康的根基,誰知卻后院起火,未能幸免裙帶資本主義的泥淖。 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東南亞、俄羅斯等國金融危機的救助受到來自于國內外經濟學界的質疑,美國另一位煽動力極強的知名經濟學家、凱恩斯的信徒克魯格曼尖刻地說,這些機構為美國意識形態(tài)服務,在東亞經濟神奇增長時,人們不吝惜溢美之詞,一旦東亞經濟開始有衰落跡象,同樣的一些人就在東亞經濟的額頭上貼上命定的標簽,仿佛這些國家注定會走上裙帶資本主義的不歸路。 如何解釋這些裙帶資本主義色彩濃厚國家的真實繁榮呢?
由于歷史的原因,東亞國家實行政府主導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這些戰(zhàn)略取得了顯而易見的成功,如日本等國的發(fā)展出口以及出口替代政策一一發(fā)揮效用,這讓后發(fā)國家找到了一條低成本的發(fā)展路徑。但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權力主導了資源配置,已經有無數的經濟學家指出了這一路徑對于生產率、創(chuàng)新能力、收入分配的破壞性作用。 斷絕裙帶資本主義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目前,我國的房地產商、金融界人士受抨擊的力度,毫不亞于那些華爾街的投行家們,原因也幾乎相同,因為他們從現行體制中獲利多、游說能力強,最有可能成為市場價值的敗壞者。 游說不是原罪,以經濟能力與權力進行私下交易、進而損害社會的整體福利才是有罪的。就像楊武夫婦捍衛(wèi)自身權益的行為無可厚非,某個利益群體為自身的利益通過合法的方式游說同樣無可厚非。我們必須分清,在怎樣的界限之內游說是被許可的。應該承認,在行政權力主導資源配置的國家,游說成本更高,更容易跨界而行,衍變成為商業(yè)賄賂等非法行為。因此,我國的經濟宏觀調控總與腐敗案的調查相輔而行。 據媒體報道,一些開發(fā)商正在游說地方政府緩行于今年2月1日起清繳的土地增值稅。 不管是否進行游說,有一點是肯定的,嚴格執(zhí)行土地增值稅將對地方經濟產生嚴重影響,因此目前各地互相觀望,遲遲難行。推而廣之,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對于本地是否產生了房地產泡沫尚且存疑,認為那是大城市病,而非房地產病。 游說能夠成功,一定是契合了地方政府或者某個部門的觀點與利益,而地方政府接受的理由是為地方財政創(chuàng)收,提供公共物品。如此,難題出現了:這些游說的商人群體究竟是一方利益的代表,還是貪婪成性的市場秩序敗壞者?如果我們認可,政府通過為企業(yè)服務創(chuàng)造稅收間接地為公眾利益服務,而企業(yè)通過創(chuàng)造就業(yè)與產品為社會服務,兩者便能找到接軌點。 消除裙帶資本主義是不現實的,最好的市場也不過是將之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