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儲蓄、高投資”矛盾的實質是一個收入分配問題，這一點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政府已經形成越來越多的共識：當前消費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政府財政收入和國有企業(yè)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而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
　　當然這其中有稟賦的因素。長期以來，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基本因素還是勞動力轉移——在工業(yè)化、城市化和市場化改革的推動下，勞動力由農業(yè)部門向非農業(yè)部門、由農村向城市、由低效率的國有部門向高效率的非國有部門的大規(guī)模遷移。至今，勞動力的轉移過程依然沒有完成——直至2005年，在全部就業(yè)人口中非農就業(yè)人口的比重也才達到55%強。勞動力市場的這個充分自由的特征沒有改變，中國的工資水平就不可能有顯著的和過快的增長。也就是說，中國企業(yè)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加速增長并持續(xù)超過工資水平的增長率的狀態(tài)中長期內難以改變。因為生產利潤分配給高工資和勞動力受益只有在充分就業(yè)的環(huán)境中才可能實現(xiàn)。在這樣的稟賦條件下，居民部門在收入分配結構中存在天然弱勢。
　　但核心問題還是體制和機制的因素——政府對經濟的主導，客觀上講，近年來無論中央還是地方，政府對于經濟的主導性明顯上升，大量的經濟資源要素配置權還集中在中央各職能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的手中，資本要素、土地和自然資源要素，市場化程度很低，此外還有稅收、市場準入等各種花樣翻新的優(yōu)惠政策所制造的行政壟斷，導致整個資源要素價格被人為扭曲。簡單核算一下吧，2006年國家預算內財政收入3.9萬億元，預算外財政收入5000個億，加上國有部門企業(yè)當年稅后利潤近1.1萬億元和各級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6000億元，政府可支配的財力高達6萬億元，接近占到GDP的30%。這是非常驚人的比例。我們現(xiàn)在常講的中國的“高儲蓄”問題，實際上主要是政府部門儲蓄在大幅增長。按照2003年資金流量表測算，在高達44%的儲蓄率當中，政府部門的占比高達21%，也就是，有9個百分點的儲蓄率是政府形成的，政府部門的高儲蓄導致政府及政府主導投資趨勢近些年明顯上升，按照2003年資金流量表測算，政府直接進行和通過企業(yè)間接發(fā)生的投資目前已經占到整個經濟中總投資份額的1／4左右�？梢灶A知的是，這一比例在近三年可能以更為驚人的速度上升。
　　而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必然導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資本、偏向于企業(yè)、偏向政府(因為政府通常是資源要素的最終所有者)，而勞動要素的比重低下，勞動收入部分和資本收入部分的相對比重降低。過高的投資率使得分配結構發(fā)生扭曲，宏觀上表現(xiàn)為地區(qū)差距拉大、城鄉(xiāng)差別拉大、收入差別拉大，全社會整體邊際消費傾向的降低。此外，政府主導經濟模式使得經濟建設型職能替代公共服務型職能，政府必然將資源更多地用于競爭性領域，而保障整個市場經濟體系正常運行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基礎(如法治環(huán)境、誠信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居住、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公共服務產品)，由于得不到政府財力支持而建設嚴重滯后。由此帶來一系列問題，社會保障缺失導致居民出現(xiàn)大量預防性儲蓄，金融體系進一步深化改革困難重重(由于金融生態(tài)的缺陷)，一方面中小企業(yè)、民營資本融資困窘，而另一方面金融資源越來越向著大企業(yè)、大客戶和壟斷部門集中，信貸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國內儲蓄難以通過市場機制轉化為有效的投資等等，故此，消費增長始終低于投資增長，由此陷入一個“高投資、高儲蓄”的惡性循環(huán)，難以自拔。
　　故此，只要政府、企業(yè)、居民的部門收入分配結構沒有根本改變，高儲蓄、高投資、貿易順差、需求不足等等都不可能有實質性的改觀，無論是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還是貿易政策的調整。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