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遍地地鎖，甚至搬來椅子“占位”；現(xiàn)在單側停放、整齊有序……北京西城區(qū)西四北六條、七條兩條胡同，探索“停車自治管理”，83個停車位通過合理調度、錯時停車，“消化”了近200輛私家車。
　　雖然只是兩條胡同的小體量“麻雀”，但仔細觀察，卻也能窺斑知豹，發(fā)現(xiàn)在“自治”這個概念之下，存在一些普遍性話題。
　　無疑，用基層自治的方式，能夠提高管理的精度和效率。現(xiàn)代城市中，社會事務極其龐雜，再有能力的管理者，也無法時時都在場、處處不缺席，更不可能像北京這兩條胡同一樣，讓諸如“外甥周末下午兩三點開車來看舅舅”、“臨時訪客的手機號碼”這樣的細節(jié)盡在掌握。化整為零、自治管理，可謂一條出路。
　　然而，自治并不是社會管理者的“大撒把”�，F(xiàn)實中，一些社區(qū)的自治，往往被引導向“凡事都要自己解決”，最終因為缺少法律支撐、缺少資金支持而無疾而終。比如與這兩條胡同形成對比的德寶小區(qū)，同樣是解決停車問題的車輛“自管會”，就因為沒有名分而底氣不足，因為沒有資金而腰桿不硬，最終陷入僵局。
　　看看這不同的兩個案例，“政府的存在感”是個關鍵。德寶小區(qū)“自管會”沒有政府支持，也沒錢聘請企業(yè)，只好趨向于純居民自治組織，籌資、招募人員等都靠自己。而西四兩條胡同的探索中，曾有區(qū)委書記帶人“實地探討”，胡同聘用車輛管理員，工資由財政劃撥，還得到了交管部門的支持。
　　你家窗外能不能放我的車？你收我錢誰來監(jiān)督你？在社會管理中，所有的利益問題，都是具體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需要有一個超越于具體利益之上，既有資源、也有權威的協(xié)調者。這一角色，非政府莫屬。
　　不過，如果把公共服務簡單化為服務輸出，公眾就容易只是“被動接受”，“保姆型政府”反而不利于培養(yǎng)自治土壤。實際上，政府需要的是，像對這兩個胡同一樣，當群眾自治創(chuàng)新的“補位者”，解決法律、資金這些單憑自治難以破解的問題。
　　就像任何社會群體剛產生時總會經歷不適應一樣，“社區(qū)居民”這個伴隨現(xiàn)代化、城鎮(zhèn)化而來的公眾群體，也面臨著“公眾精神”缺乏的困惑。正如托克維爾所說：一個人如果參與討論決定修一條通向他家的路，無需解釋，他就能發(fā)現(xiàn)其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越是讓公民多參與管理與其利益有關的小事，他們反而越會關心公益大事，并會自覺為實現(xiàn)公益而相互協(xié)力。而這，同樣需要政府的鼓勵、引導和協(xié)調。
　　停車或許只是小問題，自治卻是大棋局。重視和支持群眾自治，是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的突破口，也是走向善治、政府轉型的著力點。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健全“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公眾與政府部門有效互動、居民和社會各方廣泛參與，才是真正的活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