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債信用“被”下調非同小可。因為美國的國家信用支持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信用，支持虛擬美元購買力的美國國債的信用，是美國利益最核心的支撐基礎。所以，美國通過立法對美國債務做了專門的規(guī)定，國債信用受憲法保護�，F在美國國家信用被“評”下了最高信用級別，無疑向全球發(fā)出警示：美國國債信用基礎已經開始動搖，失信概率增大，歐洲債務危機演變成全球債務危機的概率增大。飽受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傷害的全球經濟會更加脆弱。簡言之，美國的債務危機把全球經濟推到了二次探底的邊緣。
美國不是第一次對全球失信。
1971年7月，美元危機爆發(fā)，當時的尼克松政府于8月15日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停止履行外國政府或中央銀行可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的義務，單方宣布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致使把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國家付出沉重代價，造成全球經濟劇烈動蕩。
美國在利益上從來就是寧可美國負全球，不能全球負美國。深究標準普爾評級下調的意見，我們有理由對美國國債信用和美國經濟有更多的擔心。
標準普爾下調對美國國債的評級，顯示其對美國上調債務上限能否穩(wěn)定美國國債信用沒有信心。其實，美國兩黨從來沒有就是否提升國債上限博弈，全球的聚焦從頭到尾偏離了真正的焦點。共和民主兩黨長達數月所博弈的，是提高債務上限的條件，而不是提限本身。而不管是民主黨的加稅主張，還是共和黨的縮減政府赤字之議，都是緊縮的財政政策，沒有給未來經濟帶來任何樂觀的預期。難怪全球金融市場立即以激烈的動蕩回應。
標準普爾評級意見中關于“如果在兩年之內，我們看到比所承諾的更少的赤字削減、更高的利率、或較高的一般政府負債所造成新的財政壓力，超過我們目前按照基本情況所假設的，我們會將美國的長期信用評級降至AA級�！钡囊庖�，就明確表示了對“緊縮財政”的條件對美國國債是否能夠在將來達成赤字的平衡，國債信用的恢復的目標的疑慮，擔心和不信任。
美國債務上限不斷提高，顯示美國債務依賴模式還會繼續(xù)。但在危機復蘇前景悲觀，未來債務平衡渺茫，不見經濟增長恢復預期的情況下，不僅未來國債違約概率仍然很大，而且所承諾的靠緊縮政府支出，或者增稅來平衡財政是否能夠“不違約”，都很難說。
債務依賴模式和虛擬金融的非理性膨脹導致債券市場迅速擴大，使人們忘記了一個基本概念，國債透支的基本理論背景是，發(fā)債和赤字政策基于未來經濟有更大的增長，財政收入隨著經濟規(guī)模的擴大而增長，在償付債務平衡赤字的同時，超過債務的財政收入會帶來更好的經濟前景。所以適當的透支未來，是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基于未來更大的經濟前景判斷。
如果短期內走出危機恢復增長形勢不明朗，國債上限提高后的新債只是維持政府運作而非推動經濟恢復增長的動力，那靠財政收入增長來平衡赤字的預期也就很渺茫，未來經濟前景當然也就更加渺茫了。如果未來平衡赤字只是發(fā)新債還舊債，并伴隨著更大的赤字和更大的國債規(guī)模，那就完全破壞了適度透支和適度赤字的原本合理的基礎，與龐氏騙局就沒有什么區(qū)別了。這種游戲總有一天會被穿幫。如果“提限”的鬧劇不斷重演，美國國債違約風險也會越來越大。
基于未來巨大的不確定性，標準普爾評級意見指出了“提案缺乏對中期債務動態(tài)的穩(wěn)定的必要因素”，以及“對彌補政黨之間財政政策上的鴻溝的困難改變了看法”，直言“對國會和政府可以通過協(xié)議進入更廣泛的財政整頓計劃，以迅速穩(wěn)定政府的債務動態(tài)的能力感到悲觀”，并隨后給出“美國長期評級展望為負面”的新定性。這是對美國債務出現與歐洲債務一樣的純粹發(fā)新債換舊債的債務依賴陷阱而走火入魔的警示，同時也是對美國國債持有人未來仍然可能承受高概率違約從而血本無歸的噩夢的警訊。
全世界都在關注美國提高了債務上限，但似乎還沒有對美國國債是否發(fā)得出去懷有任何擔心。美國的債務50％由外國投資者持有。在目前的全球經濟格局下，持有巨大外匯儲備的國家和地區(qū)，特別是持有龐大外匯儲備的中國，可能不得不繼續(xù)綁在美國國債這輛傷痕累累、被全球債務危機包圍的戰(zhàn)車上。美國財政部可以繼續(xù)透支美聯(lián)儲的空頭支票來完成國債的發(fā)行。因為，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保證了美國國債發(fā)行，即便沒有經濟基本面的支持也可照樣循環(huán)，只要美聯(lián)儲能印鈔票，龐氏游戲就可以玩下去。美國國家信用是美元本位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標準普爾下調美國國債評級是在警示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wěn)定。
為了防范風險，切實保護自身利益，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中國，短期內應該與美國政府展開談判，對所持有的或者增持的美國國債鎖定本幣升值和美元貶值帶來的購買力損失。就中期來說，推動美國改變債務依賴的發(fā)展方式，回歸實體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在美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陷入困境的情況下，美國理該歡迎更多國際直接投資資本的投資。
新一輪全球化和全球經濟再平衡，可能是以新興市場國家的直接投資資本流入發(fā)達國家，發(fā)達國家在新的層次上重振實體經濟為特征。從更長期來看，國際社會應該趕緊尋找新的貨幣“錨”，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也許是可以被全球所接受的選擇。逐漸改變“一元獨大”的貨幣體系，建立更適合全球新的經濟格局的游戲規(guī)則，避免某一天全球經濟再像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突然解體那樣，或者再次像美國二次量化寬松那樣，像美債上限不斷提升那樣，“被”突然不能得到黃金支付，“被”流動性過剩和“被”通脹，“被”綁架在購買力被虛擬的美國國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