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治理，最需要的是有度，而不是貪功激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近期發(fā)布的《亞太經濟展望》中預計，今明兩年亞洲新興市場國家GDP增幅將分別達到8.1%與8.0%。與此同時，今年亞洲許多國家的通脹將進一步提高。因此，在中國、韓國和印度等經濟體實際利率仍為負的情況下，面臨廣泛的通脹壓力的經濟體需進一步緊縮貨幣政策。
　　IMF這個觀點未免偏頗。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執(zhí)行，需要考慮滯后性效應。事實上，中國、印度等主要新興經濟體自去年起就已進入加息周期，不同國家通脹壓力大小與滯后期的長短與本國實際經濟結構相關，不能一概而論。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僅根據目前的通脹壓力一味實行緊縮政策，那么未來的滯后效應將會非常顯著，并且有可能引發(fā)經濟“硬著陸”。新興經濟體屬于經濟增速較高的類型，不能簡單以增速快慢作為判斷緊縮政策力度的標準。由于后發(fā)優(yōu)勢、人口紅利、資源豐富等固有的高增速因素，新興經濟體的潛在經濟增速本身就高于歐美發(fā)達國家。況且由于要素稟賦的不同，不同的新興市場國家潛在經濟增長率也有很大差異。將經濟增速仍較高作為緊縮力度不夠的依據，容易導致過度緊縮調整，反而可能造成經濟“硬著陸”。新興經濟體此輪通脹的一個共同點是外部輸入型，這意味著僅靠國內緊縮政策很難起到實質性作用，如果一味壓低國內經濟增速，通過降低總需求來抑制通脹，不僅不會降低通脹，而且還將影響國內經濟穩(wěn)定，有導致“滯漲”之虞。
　　此外，多種跡象顯示，未來全球性輸入型通脹可能出現震蕩調整。發(fā)達國家政府也意識到高通脹對經濟復蘇逐漸構成威脅，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近期就表示了對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的擔憂，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也認為國際大宗商品降溫有助于經濟更好地復蘇。這表明目前不僅新興經濟體需要抵制通脹，發(fā)達國家也同樣不能例外。所以，發(fā)達國家量化寬松政策將逐步退出。美國推出QE3的可能性幾乎為零，而歐洲央行加息之后貨幣政策走向基本偏向中性。美元貶值與流動性過剩推動的大宗商品熱潮可能退燒。
　　由此，綜合來看，新興市場國家仍應堅持在維持經濟長期穩(wěn)定增長的前提下實施通脹優(yōu)先治理的政策方向，不應受發(fā)達國家的影響隨意改變既定政策措施。否則，可能帶來更深層的危機。
　　治理通脹，當然需要采取一系列綜合性措施。除了國內貨幣政策緊縮，以吸收過多的流動性，還可以采取以下政策措施：對基礎商品實施價格監(jiān)督，對國內緊缺商品實施鼓勵進口、限制出口的政策，以增加國內供給，平抑價格波動；實施適度升值的匯率政策，降低進口成本；防止游資過度流入；與其他國家達成監(jiān)管協(xié)作，共同防范國際游資流入等等。
　　當然，對外部合作不能抱有太高期望。雖然從理論上來說，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確可以通過達成雙邊或者多邊協(xié)議，通過內部貿易和政策協(xié)調，降低國際大宗商品進口成本。但事實上，由于逐利性和相互博弈的存在，這樣的協(xié)作關系很難真正起到作用。如巴西雖然受到高通脹影響，但其鐵礦石出口卻受惠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很難通過相互協(xié)議讓其以低價出售給其他國家。
　　新興市場國家此輪通脹壓力主要源自歐美日諸國的量化寬松政策，尤其是在2010年世界經濟復蘇逐步走強、新興市場國家重新進入高增長、國際大宗商品出現新一輪快速上漲之后，新興經濟體的通脹壓力在持續(xù)增溫。在未來的高通脹壓力之下，新興經濟體是否會被迫“硬著陸”，還需觀察全球經濟的復蘇狀況、大宗商品熱浪能否退潮、發(fā)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匯率政策走向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