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jīng)濟對話昨天在美國正式舉行，當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即報6.4988，再創(chuàng)匯改以來新高。
　　4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已接連突破6.55、6.54、6.53、6.52、6.51、6.50六個重要關口，今年前4 個月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已升值1.90%，其中僅4月就升值0.88%，升值加速態(tài)勢為匯改以來罕見。
　　自2010年6月匯率改革進程重新啟動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已上升4.3%；如果從2005年7月第一次“匯改”算起，人民幣更已累計升值了27%。人民幣是否已經(jīng)升“夠”了？如果沒有，那么，這種升值過程還將持續(xù)多久？
　　對此，一些官員和學者，如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夏斌提出，從長期來看，人民幣仍需逐步升值，“不排除一次性升值的情況”。由于夏教授對中國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具有一定發(fā)言權，因此，他的這番講話自然值得斟酌。
　　根據(jù)美國彼得森國際經(jīng)濟研究所當年的測算，人民幣偏離了“均衡匯率水平”40%左右。盡管人民幣六年來已升值27%，但與此同時，中美貿易順差仍在以每年1500億美元的速度持續(xù)擴張，中國外匯儲備更已達到3萬億美元之巨——想想看，2005年中國的外儲是8000億美元。按照美方的邏輯，這六年來，中國偏離“均衡匯率水平”的幅度很可能不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拉大了�？墒牵�再升值13%就能讓美方停下催逼人民幣升值的腳步了么？
　　傳統(tǒng)的匯率決定理論，只是從經(jīng)濟規(guī)模、要素流動性、通脹水平等宏觀基本面大致推斷出一國原則上宜實行何種匯率制度，或在多大程度上偏離了所謂的“均衡匯率”；卻無法讓人明白，明天或下周的人民幣匯價具體是怎么確定的。而從公共政策研究的視角來看，一國政府在制定匯率政策時，除了考慮它對社會整體福利水平會有何影響外，往往還受到國內利益集團游說和外部集團政治壓力的影響。中國政府近年來一再明確表示，“我們將自行決定人民幣的升值步伐，外部壓力從來不是考慮的重要因素�！钡�外界一直在密切觀察推動人民幣升值過程中的所謂“保爾森效應”、中美戰(zhàn)略與經(jīng)濟對話效應。
　　2006年9月，美國財長保爾森上任后首次訪華，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在4天內連續(xù)擊破7.94、7.93和7.92三個關口；2006年12月，保爾森率團來華開展中美戰(zhàn)略與經(jīng)濟對話，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又突破7.82關口；2007年3月，保爾森任內第三次訪問中國，人民幣匯率逼近7.74的關口，再次創(chuàng)出“匯改”以來的新高；2007年7月，保爾森的第四次訪華帶來的效應并不明顯；但2007年12月保爾森第五次訪華前夕，“保爾森效應”重新放大，人民幣連續(xù)升值至7.38附近。
　　就在本月，隨著第三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jīng)濟對話在華盛頓開幕，這種情景再次上演。當然，這種反應可以部分理解為市場（如外匯市場做市商）自發(fā)形成的預期所致；但可以肯定，市場的強烈升值預期絕不是無緣無故的，它正是建立在對以往中國如何應對外部壓力的經(jīng)驗觀察基礎之上的。問題是，這樣的循環(huán)還能再繼續(xù)下去嗎？
　　古希臘神話中有這么一則故事：諸神為了“懲罰”西西弗斯，要求他將一塊巨石推上山頂。于是西西弗斯每天辛辛苦苦地推著石頭上山�？擅康桨�晚，石頭卻滾下山來，令他功虧一簣。于是第二天西西弗斯不得不一再重復這個過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永無停息。
　　因此，當我們以為用一兩次大幅升值就可以消弭外部壓力時，與西西弗斯的命運一樣，這最多只能讓人看到短暫的和平與希望。因為很快，美國又將重新表達不滿，提出新的升值要求。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一次性大幅升值并不是一個好的策略，它只能為參與博弈的另外一方鞏固如下信念：政治施壓是有用的，它可以換來下一次更大幅的升值。另外，從外部壓力的來源來看，中國面對的并不是單一對手，而是由包括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和各種利益集團共同構成的復雜行為體，其期望收益也不完全一致。讓美國行政部門消停，并不見得能讓美國立法部門和利益集團消停。
　　通常人們所說的“匯率”，事實上包括了兩個部分：一是匯率中心平價，二是匯率的波動區(qū)間（或稱之為“彈性”）。中心平價指的就是央行公布的官方外匯價格，所謂的升值，主要也是指中心平價的持續(xù)上升過程；而匯率波動區(qū)間則較少為人所關注。過去六年的“匯改”，人民幣在中心平價上已經(jīng)走了很遠，在2005年7月21日和2010年6月22日更直接出現(xiàn)了兩次大幅升值；但擴大波動區(qū)間方面動作卻不大。
　　2007年5月之前，人民幣兌美元每日波動區(qū)間基本上被局限在±0.3%以內；2007年5月之后，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將波動區(qū)間擴大至±0.5%。其結果就是，2010年6月至2010年12月人民幣每日波動標準差為0.12785，較之2005年7月至2008年9月的0.09132有所增強。值得注意的是，從圖形上看，這種波動的增強是雙向的，分布于橫坐標上下的散點大體上對稱。
　　毋庸置疑，即便沒有外部壓力，從推動本國產(chǎn)業(yè)結構升級和社會總體福利水平增進的角度來看，人民幣也得順勢而為。但就實際后果來看，一次性大幅升值，對國內企業(yè)的沖擊遠比逐步放松彈性來得猛烈。因此，筆者更傾向于建議，未來數(shù)年人民幣匯率波動區(qū)間逐步擴大至±1%甚至更高，在這一區(qū)間內，人民幣既可升值，也可貶值。這不但能激勵中國企業(yè)更主動地去學會適應匯率風險，同時也有助于打破外部對于人民幣單邊升值的預期，對于中國政府掌握貨幣主權和人民幣升值進程的“主動性、漸進性和可控性”更是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