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fā)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成功的走出了“貧困陷阱”，邁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陣營。從各國發(fā)展的經驗看，人均GDP邁過3000美元的門檻之后，如果不能進行經濟增長模式的及時轉換，就有可能陷入長期停滯，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一國的經濟發(fā)展可以分為三階段：一是要素驅動階段，此時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二是效率驅動階段，人均GDP從3000美元增長至9000美元；之后是創(chuàng)新驅動階段。我國目前正處于增長方式轉型的關鍵時期，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保持長期增長和繁榮的動力，關鍵在于大力提高社會流動性，保持社會的長期活力。所謂提高社會流動性，就是減少家庭背景、社會背景等因素造成的代際不平等，消除長期動態(tài)的不平等，提升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和諧，促成經濟長期增長。

	社會流動性下降，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因素
最可怕的是社會流動性低，社會結構被固化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提高社會流動性，也就是要把上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對下一代人的影響程度控制在合理范圍內。
　　為什么要強調社會流動的重要性？現在大家高度關注的政府規(guī)模過大、收入分配不均、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這些問題都是體現為靜態(tài)的不平等，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會流動性低、社會利益結構被固化，這將造成動態(tài)的不平等，必然導致長期經濟增長的停滯。
　　什么叫靜態(tài)和動態(tài)的不平等？設想有兩個社會，第一個社會貧富差距很小，基尼系數只有0.25，但沒有社會流動性，父輩富則子輩富，父輩窮則子輩窮；第二個社會的貧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數高達0.45，但社會流動性很強，無論父輩條件怎樣，所有年輕人都有成功的機會。這兩個社會哪個更有活力？當然是后者。這就是靜態(tài)和動態(tài)不平等之間的差別。
　　具體來講，社會流動性是什么呢？它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對下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響程度，這種影響程度越高，社會流動性就越低。通俗地說，社會流動性低，就是所謂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社會流動性強，就是所謂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社會流動性的測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際之間的相關系數，它的取值在-1到1之間。合理的社會流動性意味著代際相關系數應該在合理的范圍內。如果是代際之間的相關系數為-1，這意味著如果上一代是窮人，那么下一代就變成富人；上一代是富人，下一代就變成窮人，這是通過大規(guī)模的財富剝奪才可能實現的代際變化。一些國家長期陷入貧困陷阱、積重難返，其主要原因就是經常發(fā)生戰(zhàn)亂和革命，導致了代際之間的過度和無常的變化，這顯然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情形。正常社會的代際相關系數都是在0和1之間，由于有各種因素影響代際之間的傳承，比如基因、自然環(huán)境等，所以相關系數應該高于0；但如果代際相關系數趨于1，社會結構就會徹底地固化，父輩的收入、教育和地位會完全決定子輩的收入、教育和地位。

	只有較高的社會流動性，才能保證動態(tài)的機會公平，調動所有人的積極性
給人們希望和機會，產生“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的預期

　　我們?yōu)槭裁慈绱藦娬{社會流動的重要性？這是因為較高的社會流動性是維持長期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只有較高的社會流動性才能保證動態(tài)的機會公平，調動社會上所有人的積極性，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努力工作，積極創(chuàng)業(yè)和創(chuàng)新。如前所述，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以后就進入了效率驅動階段，在此階段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激勵人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人們是否愿意學習、得到教育和培訓以及是否愿意尋找一切機會去改善自己的處境，這是決定一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因素。要讓所有人有這樣的積極性，就一定要給他提供希望和機會，讓他產生“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的預期。如果不管你如何埋頭苦干，你的收入和財富主要由你的父輩的收入和財富決定，誰還有個人奮斗的志向和激勵？誰還愿意對自己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因此，高社會流動性是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
　　比較世界各國的數據可以得知，一國社會流動性越高，對應的經濟增長率也就越高；秘魯、智利和巴西等國的教育代際相關系數都超過0.59，這意味著如果父輩教育程度不高，那么孩子也很難接受良好教育，因此長期處在“中等收入陷阱”；而發(fā)達國家的教育代際相關系數都低于0.5。古代的科舉選拔制度雖有其弊端，但在提高社會流動性方面卻居功至偉：有真才實學的人也可以“ 居廟堂之高”，這為治國安民源源不斷地輸送了人才。
　　從社會流動性角度看，就很好理解為什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難的現象。這是由于一國進入中等收入以后容易出現社會流動性下降、社會結構固化。當經濟從“貧困陷阱”擺脫出來之后，要素驅動的經濟增長必然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社會分化。這時公平競爭的市場規(guī)則還沒建立起來，同時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博弈中，政府還無法扮演公平和中立的角色。同時，一部分精英階層利用制度和政策的缺陷為自己謀求利益，阻礙了社會流動性機制的確立和完善。此外，一個國家在要素驅動的發(fā)展階段期間，社會流動性一般比較高，對于社會流動性的下降趨勢和社會結構的固化認識不夠，難以形成關注社會流動性的共識。
　　我國剛剛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如何激勵人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使得人們愿意學習、愿意接受教育和培訓以及尋找一切機會去改善自己的處境，這是效率驅動階段的經濟發(fā)展關鍵。因此，高社會流動性才是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的核心因素。

	大力提高社會流動性，促進經濟社會長期繁榮
加快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規(guī)則，對弱勢群體在制度上適當地加以保護

　　近十年來，各種跡象表明我國的社會流動性有下降趨勢，實際社會流動性低于根據近年GDP增長率做出的理論預測值�！案欢�代”、“窮二代”現象近年來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反映的就是人們對此的擔心。
　　如何扭轉社會流動性的下降趨勢呢？首先，加快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規(guī)則，特別是對弱勢群體在制度上適當地加以保護，給他們參與公平競爭的機會和可能性。對于起點較低的人群，僅僅給予他們法律上的公平遠遠不夠，還要給他們提高自身能力的機會，而這種機會必須是一視同仁的。一方面要改革戶籍制度、打破城鄉(xiāng)二元體制，讓農民和城市居民在生活、教育、就業(yè)中得到同等對待；另一方面要放松勞動力市場上不合理的市場準入限制，取消各種各樣不必要的職業(yè)證書要求，讓低收入者有機會進入合適的職業(yè)。
　　第二，政府投資由物質資本投資轉向人力資本投資，如教育和健康等產業(yè)，特別要注意消除教育和健康水平的不平等。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資本的組成部分，是個人競爭能力、社會經濟效率的決定因素，但也最容易成為不同家庭之間的鴻溝。只有國家的公共體系保證了公民平等的教育機會和醫(yī)療水平，來自較低階層的年輕人才有可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
　　第三，提高各類機構維護社會流動性的責任感。社會流動性的提高最終要取決于企事業(yè)單位對各階層人群的平等對待；各級政府、國企、公立學校拿納稅人的錢運轉，更有責任為所有人、尤其是弱勢群體提供公平的就業(yè)和發(fā)展機會。
　　總之，我國社會正在進入新的發(fā)展階段，必須增加社會流動性，使社會上所有人，尤其是來自各個階層的年輕人感到有奔頭、愿意奮斗。這樣一個健康的社會才能不斷提高效率，保持長期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