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聽說政府要面向市民做某件事情，一些市民心里就在打鼓。市民心里明白，政府心里也明白：只要做事情一定會產生費用，而費用不分應歸誰來承擔，多半最后都推給市民。
近期，上海有關方面透露，欲推廣垃圾分類，正在研究相應收費政策，收費辦法是，或“隨水費征收”，或“隨袋征收”（詳見昨日早報）。
事情源于11月23日，在考察本市垃圾分類和處理現(xiàn)狀時，不少政協(xié)委員聽聞有關方面表示欲對居民收取垃圾分類費，紛紛提出“不能只盯著向市民收費”的反對意見，可有關方面的辯解是“擬通過收費減少垃圾”。
這一辯解“冠冕”卻不“堂皇”。不妨從現(xiàn)有居民生活垃圾分類談起。
生活垃圾從大處講只分為“廚余”和固態(tài)廢棄物兩大類。生活垃圾中真正成為環(huán)境累贅的主要是居民一日三餐所產生的“廚余”。
作為體量更大的固態(tài)廢棄物，很少有家庭作為垃圾直接扔掉。每個小區(qū)內，都有固定廢棄物回收網點專做這門生意。不少外來打工者以回收固態(tài)廢棄物謀生,誰家主婦只要吭一聲,不論多少通常都上門收購。至于固態(tài)廢棄物中的建筑裝潢垃圾，由裝潢家庭按袋付費后，會有專人專車拉走填埋。
上文所及由廣大讀者共同見證，它明白無誤地知會政府，鑒于生活廢棄物回收已經延伸到每個小區(qū)，生活垃圾中固態(tài)廢棄物除廢舊干電池之外，可供回收的已近乎被一網撈盡。換言之，生活垃圾分類之大頭在上海并不存在。硬搞分類找不著北，若硬要以分類為名實施收費，實在不盡情理。
再說生活垃圾中的“廚余”。絕大多數(shù)系殘渣剩飯，從環(huán)保角度講都屬可降解或可焚燒垃圾，惟一不能降解或焚燒會產生二噁英之類有毒物質的是裝“廚余”的塑料袋。這樣說來，針對生活垃圾中的“廚余”，突出矛盾不是分類問題，而是更換可降解環(huán)保袋取代塑料袋的問題。
“更換”會產生成本，依上海市民目前的人均收入，這個成本若由居民家庭掏錢很不現(xiàn)實。不論有關部門是否愿意正視，這恰是上海生活垃圾分類試點多年而始終難見長進的主要癥結所在。
上海世博會期間，臺北垃圾分類案例十分搶眼。臺北的垃圾分類也收費，這為有關部門欲“照貓畫虎”提供了由頭。不過，臺北的收費只限于向居民收取可降解垃圾袋的成本費。進一步梳理，臺北市民愿為垃圾分類增添家庭生活成本，首先是因為臺北市民人均收入數(shù)倍于上海市民人均收入；在臺北，相當于人民幣幾角錢的環(huán)保垃圾袋，新增家庭開支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不易為人所察的不同細節(jié)還有，在臺北以及試行垃圾分類更早的部分北歐城市，個體經營、在居民區(qū)安營扎寨的廢品收購網點，伴隨后現(xiàn)代社會的降臨，早已銷聲匿跡。這客觀上要求對垃圾中的固態(tài)廢棄物必須在家庭環(huán)節(jié)率先粗分。還有，許多時候，特定市場的形成與文化有關，精打細算就屬帶有鮮明地域特質的文化之一。拿此一對照，政府理應思考，如上海這般，生活垃圾中的固體廢棄物凡可回收利用的，近乎已被“提前掏光”，有關部門還硬說“擬通過收費減少垃圾”，難道不覺得太牽強附會？
說到垃圾分類方面的行政欠作為，在此舉個親眼所見例子。早報評論員所居小區(qū)樓道口，一日突掛出舊電池回收箱。日子一久箱子裝滿，但不見有人來回收。再接著，舊電池開始腐爛，酸性液體把鐵箱爛穿，等到樓道里彌漫一股嗆鼻的酸腐氣味，物業(yè)才將爛電池加回收箱一起扔進垃圾筒。
這個例子令政府難堪，卻足以昭示整個社會，在眼下的上海推進垃圾分類回收，最該由政府出手的使力點在哪里。這需要政府出臺政策真心扶持，所需經費當從新產業(yè)扶持專項財政預算列支，而不是又打市民錢袋的主意。
有關臺北的垃圾分類，可再說一點：臺北剛開始試點垃圾分類時，垃圾袋是不讓居民掏錢的，不僅不掏錢，臺北市政當局還給自覺分類的居民發(fā)放獎勵予資鼓勵。
回到上海的垃圾分類試點工作上，垃圾分類當然值得繼續(xù)搞，但分類對象應明顯不同于臺北，須有“上海針對性”，最犯忌的就是借機搞變相“創(chuàng)收”。
改革開放越深入，上海有待改變的事項就越多越急迫。倘若每項改變都以理順價格差、節(jié)能減排等等作為擴大收費范圍和提高收費標準的借口，那是支撐不下去的。但愿推廣垃圾分類不至于誤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