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中國金融戰(zhàn)略思考：充分市場化和有限全球化》一文中，筆者概述了中國未來金融戰(zhàn)略的主思路。從本篇開始，筆者將對中國未來金融戰(zhàn)略問題展開論述，并在多個領域提出行動戰(zhàn)略。
　　正確認識當今全球正討論的“宏觀審慎管理”問題，是中國金融戰(zhàn)略理論研究和具體戰(zhàn)略措施制定中不能忽視的另一個重要問題。
　　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后經國際清算銀行行長安德魯·克羅克特（Andrew Crockett）在2002年9月首次界定的“宏觀審慎管理”概念，時下正成為危機后時代全球熱門的話題。
　　什么是“宏觀審慎管理”？目前體現全球大多數國家共識的《巴塞爾協議Ⅲ》，核心是通過進一步上調資本充足率、增設留存緩沖資本和反周期緩沖資本等指標，以降低銀行擴張信用的杠桿，維護銀行的穩(wěn)定運行。美國議會新通過的《多德—弗蘭克法案》，也設計了系統(tǒng)性風險防范、消費和投資者保護、高管薪酬限制、監(jiān)管體制完善等廣泛內容。但在核心的系統(tǒng)性風險防范方面，不管是“沃爾克法則”，還是衍生品監(jiān)管改革、信用證券化產品風險留存的要求和提高銀行資本標準等內容，如果一一仔細琢磨，也是通過各種措施，防范信用膨脹與銀行風險。因此總體上說，新近各國的改革方案，基本上都是落腳于“微觀監(jiān)管”，落腳于微觀金融企業(yè)的“杠桿”限制，從而解決順周期等問題。
　　難道這就是從美國金融危機中應吸取的最大教訓？這涉及到對美國金融危機根本原因的判斷是什么。對此，時下全球還在爭論，不同的利益者也許永遠不會統(tǒng)一在相同的觀點上。自2008年底來，筆者反復強調，監(jiān)管不力是危機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并曾幾次提出，若日本、德國、中國監(jiān)管不力，能惹出這樣“百年一遇”的世界大危機？顯然不可能。那又為什么？有人又說，原因是全球經濟失衡。筆者認為，那也只是經濟現象、是各國政策的結果。
　　究其根本原因，是美國政府錯誤判斷（或說利用）這一輪全球化形勢，長期推行低利率政策，刺激了信用膨脹。其他勞動力便宜、資源等出口主導國家，在享有全球化收益中客觀上不自覺地助推了美國錯誤政策的執(zhí)行。而美國此錯誤政策之所以能推行，客觀的、深層的制度基礎，是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制度。即這場危機與世界上許多次金融危機一樣，本質是貨幣現象。因此僅僅抓住監(jiān)管不力的教訓，遠不能避免今后世界不再發(fā)生類似的危機。
　　所以，西方迄今關于宏觀審慎監(jiān)管的理論框架，是不徹底的、不全面的。只要世界對美元等主要國際貨幣的發(fā)行形不成一定的約束（這又談何容易），就會出現如西方一些有識之士感嘆的：再一次危機仍不可避免！因為目前出現的系統(tǒng)性風險，不是單個國家的風險，而是現存國際貨幣制度下的全球性風險。
　　何況，美國還只是提出系統(tǒng)性風險問題，對于具體如何識別、防范，新通過的法案，還并不清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彭斯（Michael Spence）指出：“將監(jiān)管放在識別和遏制系統(tǒng)性風險上是徒勞的。由于我們缺乏完善的風險動態(tài)模型，且全球金融系統(tǒng)時刻處于復雜的變化中，因此，察覺風險要么不可能，要么錯誤百出。”
　　面對上述狀況，發(fā)展中國家、非主要儲備貨幣國家，特別是正在制定金融戰(zhàn)略的中國，應采取的態(tài)度只能是：
　　第一，基本贊同危機后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框架；
　　第二，不能滿足于監(jiān)管層面的治理，而是應以更積極的姿態(tài)，呼吁并參與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的一系列行動，尋求大國貨幣間的匯率穩(wěn)定機制；
　　第三，在認識到目前“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不全面的情況下，如果一國勢單力薄，只能好自為之，盡可能處理好對外經濟政策，繼續(xù)去努力構筑防范外部沖擊的“防火墻”。
　　必須認識到，目前關于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框架，是權威的，但未必是全面的，是針對自己國家所需要的。
　　（作者系國務院參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新著《中國金融戰(zhàn)略2020》即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