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不帶偏見、不追風,能靜下心來細細評讀一下乾隆帝的題畫詩,你會感覺到他那淵博的學識、深諳書畫的修養(yǎng)以及他那灑脫無拘的胸襟。如題王穀祥的《花鳥圖》,詩云:“五五三三朵,瀟瀟落落姿;翩然來翠雀,小住得橫枝。豈羨雕籠好,那知暖窖宜;以幽閑適性,畫者具深思!闭Z言樸實無華,然卻妙趣橫生,讀來輕松,回味無窮。這詩情,哪里像是一個皇帝,簡直就是一個田園詩人。 近期,也不知是什么觸動了某些人的神經,網絡上頻出諸如《“毀畫不倦”的乾隆》、《落到乾隆手上,是趙孟頫的悲哀》等文字,把乾隆帝喜歡在歷代書畫名跡上加以題跋、題詩和鈐印比作“點贊狂魔”大加鞭笞,似乎要對那位死了幾百年的乾隆來一個重新審判。 在此,我無意要為乾隆帝予以辯護。但,細看那些討伐乾隆的文辭,就其文風乃至遣詞來看,實在是沒有資格來評說乾隆。盡管乾隆帝在部分古代書畫名跡上的題跋、題詩、鈐印過多,有礙作品的審美。 其實,對乾隆這一行為,我們不是不可以討論或是批評,但討論和批評必須以歷史的觀點來分析和看待。務實的學術研究者,對待歷史上任何人任何事,都要客觀、公正、歷史地看待。其道理很簡單,就像我們今天評價乾隆帝的功過,其是非標準不可能一字不改地延續(xù)乾隆朝的所有“官方”史料文字;當然,也不可以簡單地以今天的是非標準去裁定乾隆帝。那么,對待乾隆喜歡收藏歷代名家書畫作品并因編纂《石渠寶笈》而樂此不疲地題跋、題詩和鈐印的行為也應如此,不能簡單而又武斷地以“毀畫不倦”來加以定性。 從現(xiàn)有文獻和實物資料來看,在畫面上題詩始于宋徽宗趙佶,宋徽宗是一位詩書畫三絕的藝術家,他不僅工丹青,更是以其獨具風格的瘦金體書法彪炳百代。如此,他的詩書畫匯集于畫作上,從而構成了詩、書、畫融為一體的嶄新的藝術圖式,極富東方文化獨特的審美韻味。自此,畫面題詩的風氣便盛行起來,而且這一風雅一直延續(xù)到今天。但是,從嚴謹?shù)慕嵌榷,書畫作品上的題詩、鈐印,理應以“不侵畫位”、“不傷畫局”為前提。 不過,話又說回來,何為“不侵畫位”、“不傷畫局”呢?中國傳統(tǒng)繪畫不同于西洋繪畫,滿紙都是有筆觸、有色彩的繪畫元素,不為題款、題詩和鈐印留位置。中國傳統(tǒng)繪畫則不同,尤其是傳統(tǒng)文人畫,不僅在創(chuàng)作伊始就要考慮題款、鈐印的位置,還要強調留白。以本人多年對繪畫的研究及創(chuàng)作實踐,繪畫的“留白”具有很大的隨意性,甚至是不確定性。具體而言,“留白”既是“知白守黑”的需求,也是方便自己日后有感而發(fā)時再次題跋(這類案例很多),也有是考慮他人或后人收藏時的題跋和鈐印。因此,傳統(tǒng)繪畫的空白處,哪兒能題跋哪兒不能題跋,哪兒能多題哪兒不能多題,都沒有固定模式的禁區(qū)和非禁區(qū)。即便是錢謙益所說的“余觀古人書畫,不輕加題識。題識蕪煩,如好肌膚多生疥癘,非書畫之福也(《絳云樓題跋》)”,也只是一家之言,并非是任何人都必須遵守的清規(guī)戒律。 乾隆作為一國之君,政務之余雅好詩文本無可厚非。樂于在歷代書畫作品上題詩、鈐印,也不是他個人的首創(chuàng)。在他很多題詩、鈐印的書畫上早已有歷代文人和書畫家題詩、題跋、鈐印在先,為何乾隆帝就不能了呢?臣子蔡京能在皇帝趙佶的畫上題詩,乾隆皇帝在歷代“臣民”的書畫上題詩、鈐印,難道就是大逆不道? 記得2004年《古典文學知識》第4期刊發(fā)了陸欽先生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詩情畫意多神韻——評乾隆帝題畫詩的美學觀》,從詩學和美學的層面解讀了乾隆帝題畫詩,客觀、公正地評價和肯定了作為一代皇帝的詩學造詣和審美高度,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其實,只要不帶偏見、不追風,能靜下心來細細評讀一下乾隆帝的題畫詩,你會感覺到他那淵博的學識、深諳書畫的修養(yǎng)以及他那灑脫無拘的胸襟。如題王穀祥的《花鳥圖》,詩云:“五五三三朵,瀟瀟落落姿;翩然來翠雀,小住得橫枝。豈羨雕籠好,那知暖窖宜;以幽閑適性,畫者具深思!闭Z言樸實無華,然卻妙趣橫生,讀來輕松,回味無窮。這詩情,哪里像是一個皇帝,簡直就是一個田園詩人。 至于乾隆帝的書法,也是學有淵源,法度嚴謹。他雖貴為帝王,但他的書法卻端正莊嚴,絲毫沒有驕橫跋扈的霸氣,而是有著非常親和的親民之相。單憑這一點,就值得我們今天很多裝神弄鬼的“書法大師”深刻反省和學習的。 臨了,我要說的是,如果硬要說乾隆帝在歷代書畫名跡上題詩、鈐印有暴殄天物之嫌,那么,這一行為遠比二十世紀中葉砸毀、撕毀、燒毀文物的那場浩劫要高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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