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有個著名的哲學論斷，被后人引述甚多，博爾赫斯就無數次提及古希臘的傳統(tǒng)中，口頭吟誦的魅力遠遠大于書寫文字。確實有些諷刺意味，因為這個著名論斷為后人所知，就因為柏拉圖用筆記錄了下來。蘇格拉底對書寫毫無興趣，更不相信其價值，他認為，寫下來的東西，無論關于何種主題，基本都是臆造出來的，根本不值得注意。
    在那部探討智慧與愛欲的《斐德羅篇》中，蘇格拉底說：“所以他不會看重那些用墨水寫下來的東西，也不會認真用筆寫下那些既不能為自己辯護，又不能恰當地體現真理的話語�！�(《柏拉圖全集》王曉朝譯)相對于那些活生生的口頭話語，書面話語只不過是它僵死的影像罷了。
    英國古典學家弗雷德里克·G·凱尼斯在《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也提到了這種說法，在蘇格拉底的另一個弟子色諾芬的著作中，也記錄了他老師類似的觀點。至少這個論斷可以說明當時書寫與書籍已經開始使用，也許只是沒有普及開來，遭到了保守人士的抵制，比如蘇格拉底更傾向于口頭教導與對話的述而不作傳統(tǒng)。了解這些古代人對書籍最初的看法很有意思的一個地方在于，當今時代里，我們更為傾向于悲觀的看法，認為電子書的出現，可能會改變紙質書籍數千年的命運。書籍沒有未來，閱讀的風潮即將改變，我們終于與古代人的觀點開始取得了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凱尼斯的《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一書其實是他在1932年應邀在倫敦大學所做的三個講座，主題雖然是關于古代圖書的生產，但由于新的考古資料的發(fā)掘，尤其是很多紙草文獻的發(fā)現，借此重新對古典學——古希臘羅馬文明的研究——的發(fā)源研究進行了總結和推演。
    穩(wěn)妥而言，古典學研究習慣從文藝復興開始敘述，因為文藝復興之前，囿于書籍資料的匱乏，即使知道古代學術早已開始了，但是面對那些零零散散的斷編殘簡，也無能為力。而凱尼斯正是在這種學術的背景下做了這些講座，根據當時新發(fā)掘的一些紙草文獻，將書寫傳統(tǒng)出現的時間往前推演了幾個世紀。
    根據他的考據，《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是以文字書寫的形式撰寫的，而且有其抄寫副本以便游吟者記誦，但是，“要說清楚這些抄寫副本的形式究竟是什么樣子，或者它們究竟以何種方式傳播，卻要困難得多。沒有證據證明有任何可以稱之為‘閱讀人群’的存在”。因此之故，詩作的抄寫副本，即便存在，也非常少，歸于一些專業(yè)的背誦者，大眾則從專業(yè)的背誦者那里獲取知識——基本類似于我們小時候，走街串巷的說書人，他們通過說書的形式灌輸給我們一些民間傳說和文化。
    圖書史家沃爾特·奧恩在他的重要論文《口述文化與書面文化》里有一個核心的觀點，沒有任何一項發(fā)明，比書寫更能改變人類的意識了。因為從口述傳統(tǒng)到書寫傳統(tǒng)的轉變中，包含著一種社會方方面面的轉型。這種轉型借用、吸收、同時重塑了舊的傳統(tǒng)，以適應新的交流形式和語境。
    奧恩有一個很很形象和巧妙的說法，他說：“即使在口述環(huán)境中，口述話語也通常被認為是編織或補綴而成的”。
    口述傳統(tǒng)中，為了保存知識，需要反復吟誦，方能熟稔于心。而在書寫傳統(tǒng)中，同樣保留了口述話語的特質。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在書寫過程中，我們總是預先設想了場景，并且在腦中反復放映這一場景，才開始進行書寫。而蘇格拉底對話錄的形式一貫在口述到書寫傳統(tǒng)的轉型當中充當了關鍵角色，這是因為最初手抄本盛行時，手抄本文化為一部書保留了一種說話的感覺，一種在對話中形成的過程，而不僅僅是一個文化物件。對話錄設定的場景就如同口語文化中相互交談的兩個人，他們的對話保留了口述這一傳統(tǒng)的特點，但是又以文字記錄的形式保留下來的。
    古希臘羅馬時代里，從亞里士多德的時代開始，才真正具有了閱讀的大眾，我們也進入了一個讀者和圖書館的時代。按照凱尼斯的說法，亞里士多德偉大的著作，無論是關于物理科學的，還是關于政治建構的，如果沒有一批可供參考的藏書，是不可能完成的。而正是從他伊始，樹立了一種學術的樣板，他的弟子們也開始模仿老師的做法，搜集偉大的著作，雇傭專業(yè)的手抄者，傳道授業(yè)，以此種方式延續(xù)學術的生命。也正是從此世紀，希臘世界由口頭演示過渡到了閱讀習慣的養(yǎng)成，真正的希臘文明得以傳延后世。
    古希臘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事業(yè)在公元前六世紀進入了繁榮期，其后幾百年間，書寫文化達到了頂峰。書寫和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重要因素。
    圖書館藏書的質量和規(guī)模更是評價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重要依據，除了公共藏書之外，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私人藏書，亞里士多德的圖書館就是古希臘最著名的圖書館之一，他的學生和同行都可以入館閱讀。這個圖書館的命運也具有傳奇色彩：據說館藏的圖書多年后被亞歷山大人或羅馬人帶走了，也有人說流傳到了君士坦丁堡。戰(zhàn)爭給古代各大圖書館帶來了不祥的命運，書籍和知識不僅吸引知識分子，同時也吸引著野蠻人。比如后來著名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幾經戰(zhàn)亂和火災，損失慘重。但是它的威名至今不衰，我們一直都在想象著那個遙遠的智慧圣殿，一如博爾赫斯的言語，天堂就該是圖書館的模樣。那是對古希臘文明的致敬之辭。
    凱尼斯的《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一書，從古典文獻學的角度，考證了那一時期從貴族到普羅大眾對普及閱讀，傳播知識的巨大興趣。希臘文明得以流傳至今，與當時的日益平民化的閱讀氛圍有關，閱讀荷馬史詩、各種哲學家、喜劇詩人作品的比比皆是，這種閱讀不但通過書面文字，還通過手抄文本，更通過口頭傳播的方式散播開來。直至隨著基督教的擴張，對異教文化的大加撻伐，這股人文主義的思潮才陡然衰落。但誰敢說，這種衰落不是一次默默潛伏呢，就如同我們如今對書籍的悲觀命運，當文藝復興的光芒開始照耀歷史的天空，文明哪怕是以迂回曲折的方式，也注定會大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