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要在人民幣匯率上摔倒兩次嗎？
　　中美關系似乎因為人民幣匯率而走到?jīng)_突邊緣。去年底以來，美方各路角色紛紛責難人民幣“低估”或“操縱”，逼迫人民幣升值或實行浮動匯率。
　　對此新一輪的人民幣升值的外部逼壓，中國的態(tài)度明確而堅定——從總理到國內(nèi)學者和社會輿論大多數(shù)明確反對因外部壓力而升值。也就是說，中方妥協(xié)讓步的空間有限。而如果美國也不讓步，則雙方相當有可能爆發(fā)硬碰硬的激烈貿(mào)易戰(zhàn)。
　　對此，面對何去何從的選擇，筆者以為我們有必要做出如下三個理性判斷。

　　一、美國能否承受得起中美間嚴重的貿(mào)易戰(zhàn)？

　　筆者的判斷是：如果美國一意孤行，強壓中國人民幣升值，中美之間爆發(fā)嚴重的貿(mào)易戰(zhàn)，那么，美國很可能由此引發(fā)其金融危機的第二輪海嘯，甚至爆發(fā)美元紙幣崩潰的危機。
　　2008年10月金融危機全面爆發(fā)后，美國拯救危機的主要辦法是：1.將金融機構的壞賬“冷凍”起來；2.靠“乘直升機撒錢”。美元濫發(fā)刺激了股市和GDP的偽復蘇，但房地產(chǎn)和失業(yè)率并未根本好轉。
　　只有“再工業(yè)化”才能讓美國再造競爭力，但它至少需要10年的不懈努力，因為它像令肥胖者減肥并重新健美起來一樣困難，當然，也不能指望將勤勞供給者（中國制造）打倒了，肥胖者的日子就會過得更好。
　　強壓人民幣升值，筆者以為只能導致四種結果：1.美方向中國加增27.5%的關稅，中國價廉物美的商品將從美國市場消失，美國通脹將立刻急劇上升；2.中國對美進行貿(mào)易報復，美國商品進口中國遇阻，大量美國工人失業(yè)；3.如果按照筆者此前曾經(jīng)的建議，中國對美資在華企業(yè)征收懲罰性稅收，將相當大地削薄美國上市公司的利潤水平，導致美股大跌，投資者利益嚴重受損；4.作為報復，中國大量拋出美國國債和“兩房”債券，美國國債和“兩房”危機難以避免。
　　總之，其結果只能讓目前仍很脆弱的美國金融和經(jīng)濟再次遭受重創(chuàng)，引發(fā)二次危機，而美國“再工業(yè)化”所需要的內(nèi)外部長期穩(wěn)定環(huán)境將蕩然無存，美國將喪失重建長期競爭力的機遇。
　　向外轉嫁危機是一個容易做出的決定，但它的結果往往很糟，美國已經(jīng)試過了一次。早在2006年初，筆者曾經(jīng)以《2006危與機：美國懸念與中國速度》一文警告過其副作用——如果美國（在2006年以后）畏懼自我手術之痛而選擇轉嫁危機，威逼人民幣大幅升值，則近年來中國廉價商品為美國低通脹的貢獻將“反噬”美國，美國通脹率將會大幅提升，并進一步引發(fā)房地產(chǎn)泡沫的幻滅。（如果向伊朗轉嫁危機），那么高盛每桶100美元的高油價預言說不定會變成真的，高油價將加劇美國的通貨膨脹，成為（引發(fā)美國金融危機）另一根導火索——這兩種情況都被言中了，美元基準利率提高到了5.25%，在2008年刺穿了次貸泡沫。
　　美方今天似乎要將這一悲劇重演——硬壓人民幣升值，逼漲美國通脹；決然制裁伊朗刺激油價暴漲。令人費解的是，美國為什么一定要在同一個地方跌倒兩次呢？而現(xiàn)在的美國比上次要虛弱得多。

　　二、人民幣堅持不升值中國是否理虧？

　　中國無需理虧。現(xiàn)在爭論人民幣是否低估，是一種在美方設計語境中的討論，這種討論首先是“你假定我錯了，然后我向你證明沒錯”，已經(jīng)被對方置于被告席。
　　公正平等的討論邏輯如下：
　　1.按照WTO的規(guī)定，匯率制度的選擇是一個國家的主權，即中國可以選擇固定匯率還是浮動匯率，因此所謂中國操縱是個偽命題。
　　2.聲討“固定匯率是非法操縱”的理論基礎是“國際自由市場”——自由市場應當允許各種生產(chǎn)力要素在各國間自由流動。假定“國際自由市場”至高無上超越國家主權，資本可以在各國間自由流動，并通過市場自動尋求主權貨幣間的匯率關系，那么，勞動力作為生產(chǎn)力的要素之一，它應當和資本一樣擁有同等自由流動權。即如果美國要求中國資本匯率自由，那么美國必須同時無條件地開放勞動力市場，如果不能，就是美國“非法操縱國際勞動力市場”。
　　如果美國在資本流動上講“自由市場”，在勞動力流動上講“國家主權”，請美國自己證明這不是“雙重標準”！

　　三、人民幣美元匯率穩(wěn)定對中美都有利。

　　必須承認當今中美之間的經(jīng)貿(mào)關系是扭曲的，必須扭轉并實現(xiàn)重新平衡。這種扭曲表現(xiàn)為：中國是廉價商品供應國，美國是消費國；中國是儲蓄國，美國是債務國；中國源源不斷地供給美國廉價商品，換回美元，再拿美元買美國國債……一言以蔽之，中國人只苦干不享樂，美國人只享樂不干活。
　　因此要想使雙方都恢復到一種正常健康的人生狀態(tài)。美國應當適當降低工資和福利標準，增加儲蓄，進行再工業(yè)化……而中國應逐漸降低出口退稅，提高勞動者收入，提高資源價格，將外匯收入轉為國內(nèi)消費。而中美兩國共同的深層核心問題是權力資本分享財富過多，社會貧富分化加劇，解決起來特別艱難。
　　這將是一個至少要10年的長周期。在此過程中，中美兩國決策者要高度警惕金融投機力量制造貨幣金融海嘯，嚴重沖擊乃至打斷這一過程。針對于此，中美間實施類固定匯率是最明智的選擇，符合兩國國民利益最大化，但一定會被金融投機集團所詆毀。2007年6月，筆者撰寫的《中美G2時代：平衡木上的人民幣和美元》一文即已特別強調(diào)了這一點。
　　為幫助美國再工業(yè)化創(chuàng)造外部條件，中國可以選擇在3-5年內(nèi)人民幣對美元保持3%的年升幅（這個3%是國際熱錢年度資金成本），當然需要強調(diào)的是，這不是中國迫于美方的壓力，而是對雙方都有利的明智選擇，也足以反映中國解決分歧的誠意。
　　最后，筆者仍用兩年多前的一段話來結尾——“圍繞于此，未來數(shù)年，中美雙方難免你來我往，不斷較量磨合，筆者相信最后還是會相互妥協(xié)，走上共贏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