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幾天的兩會上，民革中央的提案又一次指向了公車改革。提案建議將公車管理納入公共財政體制，建立剛性財政預算約束下的公車管理體系，對公車消費進行總量控制。并建議取消廳局級以下官員的專車，改為公務用車。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tǒng)計局副局長葉青最近披露，根據(jù)發(fā)改委、財政部和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調查報告，從2005年到現(xiàn)在，每年行政經費是以1000億的速度在遞增，其中公車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全國的公車大致是230萬輛，開支在1500億-2000億之間”。葉青還提到，在這份調查報告中“有幾個例子是讓我目瞪口呆的”：第一個例子，“一部車一年的維修花了10萬塊錢”；第二個例子，“有一部車一年換了40個輪胎，這個就說明每一周換一個輪胎”。
　　公車私用，浪費嚴重，早已不是什么新鮮話題。公車改革和遏制公款吃喝這樣的問題，已經講了十幾年了。早在1997年，廣東省就開始了公車改革試點。1998年國家啟動部分中央機關的車改試點，并同時在浙江、江蘇、北京、湖南等地試點。2003年，全國政協(xié)委員關于公車改革的提案再次引發(fā)群眾熱議，由此出現(xiàn)了2004年前后的全國性公車改革高峰，北京、廣東等地試點公車貨幣化改革。但效果如何，答案已經很明確了。
　　按理說，公車改革并不是什么特別難的事。就拿超標購買使用公車來說，這種違規(guī)毫無隱蔽性可言。什么級別只能買什么檔次的車，從1994年起國家就有明文規(guī)定。副部級以下只能配備排氣量2.0升以下，價格25萬元以內的轎車。對公車超標進行監(jiān)督的技術難度基本不存在，因為東西明擺在那里，天天招搖過市，是否超標一看便知。
　　和十幾年前相比，現(xiàn)在的轎車價格便宜了一大截，性能也更好了，按說這個標準理應再往下調。但我們知道，即使按這個標準，又有多少官員嚴格執(zhí)行了？很多人都看到，百萬級別以上的豪車隨處可見，這些動輒一兩百萬的豪車，與工作需要完全沒關系，它們既不擅長越野，也沒別的特殊功能，僅僅就是豪華。
　　時至今日，我們要追問的是，為什么這樣明顯的事，怎么就像牛皮癬一樣頑固難治呢？技術上的辦法在以往的公車改革方案中已經出臺很多了。比如，2009年一些地方進行的公車改革，取消一些專車，改為發(fā)放補貼，但不久，遼陽市爆出某區(qū)長車改補貼每年高達8萬元的消息。這讓人不禁想起了當年治公款吃喝的笑話，有地方規(guī)定只能四菜一湯，結果有人記賬的時候按每個人四菜一湯算。
　　看來公車改革陷入困境的根源不在具體的手段，而要從權力監(jiān)督的根子上找原因。如果權力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即使有規(guī)定又如何，可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照樣弄出各種四菜一湯的鬧劇來。反正你管不了我，我怎么弄都是理。就算規(guī)定了只能買10萬以下的車，沒有真正有力的監(jiān)督，照樣有人會花50萬去改裝。
  　此次有人提出，人大完全可以控制政府的公務車，因為政府的所有花費都是通過政府預算獲得的。按照法律，審查和批準預算、監(jiān)督預算的執(zhí)行過程，乃是各級人大首要的責任，也是首要的權力。但關鍵還在于，在現(xiàn)實運作中，人大是否真的落實了這個權力。政治的基本機理其實并不復雜，政治其實是各方實力的制衡與博弈，你沒有實在的權力制衡我，我憑什么要聽你的呢？
　　公車改革的困境其實凸顯了當下中國改革的一些根本性的瓶頸問題。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由于權力和利益處于脫節(jié)的狀態(tài)，既得利益對改革的阻礙極小，改革的主要障礙還是來自于觀念，只要人們認為是對的，就會去做。但進入上世紀90年代之后，改革的主要阻力已經由利益決定了。任何一點觸及利益的改革，如果沒有有效的權力去推動，就會困難重重。
　　這正如此次兩會上，溫家寶總理所說的，政治體制不改革，現(xiàn)代化不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