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tǒng)計局近日發(fā)布的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報告顯示，在經濟整體保持穩(wěn)定運行的同時，已連續(xù)5個月處于偏熱狀態(tài)的“工業(yè)生產指數”再次升溫，在6月份亮起了紅燈，處于過熱區(qū)域。（見本報昨日B03版）

　　隨著一系列渲染經濟過熱的數據的次第出爐，緊縮氛圍正逐漸籠罩神州大地，新一輪宏觀調控周期似乎隨時都可能來臨。在這一切尚未真正發(fā)生之前，無論是決策者還是經濟主體都渴望統(tǒng)一對當前宏觀問題的認識。
　　最近，打量宏觀經濟的視角似乎正在向收入分配轉變。7月16日召開的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指出，造成當前經濟運行中“三過”（貿易順差過大、信貸投放過多、投資增長過快）問題的根源是國民收入分配存在問題，從而在政策層面上首次清晰地將收入分配問題與宏觀調控聯系起來。
　　在近日召開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田橫島年會上，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更明確地提出，公平收入分配應當成為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
　　這是一個令人欣慰的轉變。在此之前，研究宏觀經濟形勢的主流觀點和政策是所謂“兩高一低”，即在構成有效需求的三駕馬車中，投資和出口高、消費低。宏觀調控應當嚴把信貸和土地閘口，并通過弱化政府在教育、衛(wèi)生、住房和社會保障領域的作用而刺激內需。
　　然而，膨脹的宏觀總量很難圍堵，通過出口釋放產能的結果是順差和外匯儲備的增加，并導致流動性過剩的局面難以收拾；政府在社會公共領域的缺位引致了社會頑強的儲蓄欲望，消費積極性受到打壓。
　　消費不足（注意不是內需不足，因為內需包括投資）的原因不僅在于老百姓不敢花錢，還在于實際上老百姓所支配的財富比重也在逐年縮小。不少人一說到儲蓄，就想到老百姓在銀行里的存款。實際上，居民儲蓄只是整個儲蓄盤子的一部分，另外還有企業(yè)儲蓄和政府儲蓄。有研究顯示，近年來，居民儲蓄在總儲蓄中的比重是下降的，而企業(yè)儲蓄尤其是政府儲蓄增長迅速，資金越來越在政府和企業(yè)而不是家庭部門積累。
　　容易理解，收入分配結構的這種失衡正是家庭消費積弱不振，政府企業(yè)投資難以遏制的根源。因而從收入分配的視角打量宏觀經濟問題可謂切中要害。與此同時，這一視角也與當下和諧社會建設、社會福利改革的大氣候相得益彰，老百姓有望從中得到更多實惠。
　　經濟學中有句趣語：一個經濟學家總能找到另一個實力相當但觀點完全相反的經濟學家。在收入分配政策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上也是如此。在標準的教科書中，收入分配政策也可能成為更頑固的通貨膨脹的源頭。對于這些經濟學家來說，這類福利主義國家的做法是一個危險的傾向。
　　然而，這些學究式的擔憂可能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嚴重。中國的特殊國情和轉軌特征使得諸多經典理論在中國水土不服。比如，中國巨大的勞動力資源使得勞動力成本在改革開放以來近乎靜止不動。而強大的專業(yè)化力量讓中國商品成為世界價格的定海神針的同時，也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為國內的物價安上保險栓。在中國現有階段下，收入分配政策引發(fā)的通脹壓力并不會向教科書中的那么顯著。
　　總之，通過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來解決宏觀問題的主張富有洞見，并有助于扭轉老百姓承擔宏觀調控成本的慣常結局。
　　這一政策目標的實現最關鍵的是要解決政府在公共領域的長期缺位和在經濟領域的長期越位，就必須依賴一個針對地方政府的更好的治理架構，并且中央政府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從根本上擺脫政府部門和一些地方政府與民爭利的行為傾向。
　　從這個角度看，國家近年來在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保障、最低工資等公共政策方面的努力正當其時。我們有理由期望，這些向低收入階層傾斜的舉措在緩解收入差距惡化態(tài)勢的同時，也能夠把通貨膨脹這只老虎關在籠子里。當然，這是一個需要更大耐心和智慧的過程。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