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是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的。由于美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市場化的國家，金融危機自然被許多人認為是市場的失敗，金融自由化導致的惡果。與美國等發(fā)達國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經濟并沒有真正市場化，也沒有實行金融自由化，但中國自身不僅沒有發(fā)生金融危機，而且在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經濟照樣高速增長。一時間，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中國成了世界的大救星，中國的國際地位突然之間大幅度提升，中國政府官員開始教訓起美國人來，否定改革成就的輿論開始有所減弱，但“中國模式”的說法開始流行起來。當美國國會就7000億美元的救市計劃爭論不休的時候，中國4萬億的刺激政策在不需要經全國人大討論的情況下已經出臺，十大產業(yè)振興規(guī)劃接踵而來，各級政府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規(guī)模投資，數萬億新增銀行貸款迅速流向國有企業(yè)，這更證明了中國國家主導體制的“優(yōu)越性”。由此，在改革30年后，凱恩斯主義不僅成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國“十二五”發(fā)展規(guī)劃的制定，中國開始了事實上的“國進民退”浪潮，改革的進程開始逆轉。
在此背景下，從2009年初開始，我多次分析金融危機的原因，對刺激政策和體制倒退提出批評。在我看來，金融危機主要是美聯(lián)儲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美國政府“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導致的，是政府政策的失敗，而非市場的失靈。我警告說，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不僅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而且會導致新一輪泡沫和通貨膨脹，進而引發(fā)新一輪的危機。不幸的是，好多事情被我言中了。2009年的房地產托市政策實行還不到半年，政府就不得不出臺多種政策打壓房地產市場；宏觀刺激政策剛剛實行一年，控制通貨膨脹就成為主要政策目標。我還認為，體制的倒退將損害中國的長期增長，只有回到市場化的改革道路，激發(fā)企業(yè)家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和創(chuàng)新精神，中國經濟才可能真正轉到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軌道上來。
我將這本訪談錄定名為“什么改變中國”，既是想解釋過去，也是想激發(fā)人們思考未來。
中國的未來取決于什么？一是我們的理念，二是我們的領導力。自1983年發(fā)表《為錢正名》一文以來，我一直認為，觀念的轉變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幾年，我對此更是深信不疑。人們通常認為，人的行為是由利益決定的，改革更是如此，既得利益者不僅不可能改革，而且一定會阻撓任何對他們不利的改革。但正如凱恩斯曾經指出的，與觀念的逐漸侵蝕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過分夸大了。其實早在18世紀，大衛(wèi)·休謨就說過，盡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類的所有事務，是由觀念支配的。縱觀歷史，幾乎所有偉大的變革都是由觀念的變化引起的，許多變革事實上是由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領導的，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變成改革的領導者，是因為他們有了新的理念。美國獨立后華盛頓沒有選擇當皇帝，甚至沒有當終身總統(tǒng)，就是因為他的理念，他認為民主比明君更重要。中國的近代史也是如此。中國共產黨被定義為工人階級政黨，但它的創(chuàng)始人和早期領導人基本上都出生于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階層，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根本不可能有錢讀書，更不可能出國留學。34年前鄧小平發(fā)起改革開放，也是由于他的理念而非他的利益，他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就說明了這一點。當然，改革要成功推進，不僅依賴于領導人的理念，也依賴于普通大眾的理念，因為任何領導人都不能長期背離普通大眾的觀點而行事。
觀念的變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新的觀念最初通常是由少數學者或政治領袖人物提出，但只有這些觀念變成普通大眾的共識，由這些觀念導致的變革才會真正取得成功。一旦觀念變了，不變革也是不可能的。而媒體可以說是引導大眾和普及新觀念的強大力量。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最近幾年我一直愿意與媒體人士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也才有了這本書的內容與讀者分享。
我必須向讀者坦承，在2008年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我對中國的未來是相當樂觀的。但最近幾年發(fā)生的事情，使我由樂觀轉向謹慎樂觀，因為事實證明，改革并不是不可逆轉的。改革開始的20年，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是理念戰(zhàn)勝利益，我們相信了的東西，盡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們的改革取得了進步。但是看看現在的情況，基本上是利益戰(zhàn)勝理念，沒有多少人在談理念，幾乎所有出臺的政策都是為了保護和增加各個部門的自我利益。我們的未來依賴于理念能否再次戰(zhàn)勝利益，依賴于有理念、有擔當的領導力！
本書傳遞的是我對市場的理念，對企業(yè)家精神的理念，對開放社會的理念。我相信，如果這些理念能變成普通大眾的理念，變成領導人的理念，中國的改革才不會逆轉，我們的社會才有美好的未來�。ㄎ恼掠袆h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