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11”事件后，由于深受恐怖主義困擾，美國早已忽略了自己原本的戰(zhàn)略原則，變得不知所措。為自己確立了一個新的但遙不可及的目標，那就是消除恐怖主義威脅。打擊基地組織的戰(zhàn)爭讓美國損失巨大、分身乏術，想要從中恢復，只怕還需要10年的時間。
    對于美國來說，要想回歸均衡的外交政策，在下一個10年中，需要分幾步走，而這種舉動極有可能招致非議。
    預言未來100年需要著眼于事件，而預言未來10年需要著眼于人物。在《未來100年大預言》中，我對那些能夠從長遠角度塑造歷史的非人為因素進行了探討。然而人類的壽命十分有限，在我們短短的一生當中，波瀾壯闊的歷史潮流往往并不會對我們造成太大影響，反倒是那些特定人物的特定決策會對我們的生活產(chǎn)生難以估量的作用。
    本書是關于未來10年的短線分析：我們將會遇到什么情況，將會產(chǎn)生哪些決策，以及這些決策將會帶來何種結果。大多數(shù)人認為，我們確定的時間跨度越長，未來就會變得越發(fā)神秘莫測。但是，我的觀點卻恰恰相反，因為個人行為才是最難預料的因素。在長達100年的時間里，一個國家會產(chǎn)生不計其數(shù)的個人決策，然而每一項個人決策都會被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中，因此沒有哪一項決策可以說是至關重要的。反之，在短短的10年間，特定人物，尤其是那些重權在握的政治人物所做出的重大決策，會對我們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可以說，《未來100年大預言》一書所思所寫的為理解未來10 年提供了一個框架。但那只是一個框架而已。
    預測未來100年，是一種辨別不可能的藝術，首先要確認，然后再排除所有那些至少從邏輯上看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其原因正如夏洛克·福爾摩斯所言：“當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性，那么剩余的無論多么匪夷所思，也一定就是真相。”
    然而，任何一個領導人都有可能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舉動，這些舉動或者愚蠢或者英明，而只有當時間跨度足夠長時，個人決策才不會顯得舉足輕重，從而降低我們進行預測的風險。當你已經(jīng)從長遠的角度對未來做出預測后，就可以回溯一下，看看未來10年事情會如何發(fā)展。10年這樣一個時間框架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這樣有足夠長的時間，讓那些重大的、非人為的力量得以充分施展，同時又短得正好，讓那些特定人物所做出的特定決策規(guī)避可能難以避免的后果。因此，在10年的時間跨度中，歷史與權術狹路相逢，同時政策的作用也不可輕忽。
    一般情況下，我不會熱衷于對某項政策的爭辯，因為我最感興趣的不是自己想要哪些事情發(fā)生，而是可能會有哪種情況出現(xiàn)。但是，如果只考慮未來10年的話，那些從長遠角度看來或許無關緊要的事件仍然會對我們造成深刻的影響。因此，它們對于未來我們應采取何種政策具有現(xiàn)實意義，本書中既是一種預測，同時又是一種探討。
    之所以從美國談起，原因與對1910年的研究必須始于英國一樣。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英國處于世界的中心一樣，無論未來可能發(fā)生什么，今天的全球體系仍在圍繞美國運轉。在《未來100年大預言》中，我闡述了美國的長期優(yōu)勢。但是在這本書中，我不得不論及美國的缺陷和短板。幸運的是，從長遠角度來看這些缺陷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因為時間會沖淡一切。但是由于你我生也有涯，這些問題對于我們來說往往有著切身的感受。在這些問題中，大多數(shù)源于亟待解決的體制失衡，有些是領導決策問題，因為在短短的10年中，人為因素會變得至關重要，這一點我從一開始就談到了。
    現(xiàn)在，對于這些問題以及相關人物的探討成了我們的當務之急。較之于其他時代，在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之后的第一個10年，世界相對太平。至于美國面臨的真正安全問題，巴格達和巴爾干只是小菜一碟，算不上什么威脅。因此，在這樣一個其他各國似乎無怨無悔地接受我們領導地位的世界里，美國沒有必要費盡心機謀劃大戰(zhàn)略。但是10年后，“9·11”事件把這一幻想打翻在地。整個世界都變得危機四伏，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可供美國選擇的余地少之又少。不幸的是，美國并沒有制定相應的全球戰(zhàn)略。恰恰相反，美國逐漸形成了一套極為狹隘的集中打擊恐怖主義的政治軍事戰(zhàn)略。
    現(xiàn)在21 世紀的第一個10年已經(jīng)接近尾聲。實際上，自被劫持的飛機向紐約和華盛頓建筑群橫沖直撞的那一刻起，美國就已經(jīng)開始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甚至從全世界退出，現(xiàn)在這一進程還在繼續(xù)。因為東西兩岸均有大洋的屏障保護，所以美國一心想要從錯綜復雜的全球事務中抽身退隱，以便安享本土安全的太平盛世。然而，一邊是恐怖分子暗藏殺機，另一邊是那些認為美國危險莫測的民族、國家虎視眈眈，所以美國本土其實并不安全。
    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里，我們的長期戰(zhàn)略始終發(fā)揮著良好的作用，但在布什總統(tǒng)和奧巴馬總統(tǒng)的領導下，美國早已將這些戰(zhàn)略拋諸腦后。相反，這兩位領導人常常率性而為，甚至不惜以身試險。他們所確定的目標無法兌現(xiàn)，原因在于他們對上述問題做出了錯誤的估計，就算他們自信巧舌如簧，也于事無補。其結果是，美國的能力過度擴張，向全世界到處投送力量，已經(jīng)不堪重負，也正是因為如此，那些蕞爾小邦也敢于在太歲頭上動土。
    在制定美國未來10年的政策時，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回歸過去均衡的全球戰(zhàn)略，這是美國從古羅馬和100年前的大英帝國取的經(jīng)。這些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并沒有到處耀武揚威地稱王稱霸，而是通過在各個地區(qū)安插不同的傀儡以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這些傀儡一方面可以相互制約，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來對付那些陰謀反叛者。為了保持均勢，他們利用敵對力量相互傾軋，從而最大限度地維護帝國的利益。同時，他們還會利用經(jīng)濟利益和外交手段讓這些附屬國與自己休戚與共，緊密相連。不過，這里所說的外交手段可不是國與國之間例行公事的禮尚往來，而是指在鄰國與附屬國之間縱橫捭闔，讓這些國家相互猜忌的程度超過它們對宗主國的不信任感。只有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它們才會動用帝國軍隊進行赤裸裸的武力干涉。
    正是因為遵循了這一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只有當歐洲大陸均勢岌岌可危時，當俄國在東線陷落而德國有可能在西線一舉橫掃英國和法國時，美國才最后參與其中；等到戰(zhàn)爭結束時，美國又敦促各方訂立和平條約，從而遏制法國在戰(zhàn)后獨霸歐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早期，美國盡量推遲直接參戰(zhàn)，而是在西線抵抗德軍，同時在東線游說蘇聯(lián)人與德軍浴血奮戰(zhàn)，支持英軍。此后，美國又利用均勢策略成功地阻止了蘇聯(lián)對西歐、中東以及中國的控制。從 “鐵幕”的出現(xiàn)直到冷戰(zhàn)結束，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中，美國的離間計、三角計與操縱計不僅明智連貫，老謀深算，而且收到了顯著的成效。
    然而，在蘇聯(lián)解體以后，美國外交策略的重心發(fā)生了明顯的轉移，從只遏制那些與自己針鋒相對的大國，發(fā)展到凡是可能觸動美國敏感神經(jīng)的潛在地區(qū)霸主，都成了美國竭力鉗制的對象。從1991到2001年的10年間，遭到美國入侵或者干涉的國家共有5個：科威特、索馬里、海地、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這種軍事行動的頻率節(jié)奏令人明顯感到非比尋常。雖然美國想要達到的目標并不總是十分明確，但其外交策略似乎不時受到人道主義關懷的驅(qū)使。如若不然，1994年入侵海地與我們的國家利益有何關聯(lián)？
    在20世紀90年代，當時美國的實力異常雄厚，所以能夠游刃有余地進行縱橫捭闔，甚至可以心血來潮地對別國揮舞意識形態(tài)的大棒。當你的地位不可動搖時，你就沒有必要像進行外科手術一樣小心翼翼地采取行動。因此，在對付那些潛在的地區(qū)霸主時，美國大刀闊斧、志在必得，不僅要戰(zhàn)勝敵國的軍隊，而且還要占領對方的領土。從軍事角度來看，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發(fā)動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全都是騷擾性進攻，其初衷是將那些野心勃勃的地區(qū)大國拖入混戰(zhàn)，按照美國選擇的時間和地點應對地區(qū)以及國內(nèi)威脅，而非任由其發(fā)展并讓那些蕞爾小邦牽著美國的鼻子走。
    2001 年的“9·11”事件后，由于剛剛遭受恐怖主義困擾，美國變得更加不知所措，進退無據(jù)，完全拋棄了高瞻遠矚的戰(zhàn)略原則。取而代之的是，它為自己確立了一個新的但是遙不可及的目標，那就是消除恐怖主義威脅。然而，基地組織，也就是這一威脅的主要源頭，同樣為自己制定了一個難以實現(xiàn)卻并非不可思議的目標，那就是重新建立伊斯蘭哈里發(fā)政權，那種在17世紀時由穆罕默德建立、此后又以各種不同形式存在、直至一戰(zhàn)末奧斯曼帝國解體后才土崩瓦解的、神權合一的國家。如果哪些國家的穆斯林政府在基地組織看來不夠正統(tǒng)，他們就會煽動民眾進行陰謀顛覆�；�地組織認為，伊斯蘭國家之所以飽受蹂躪，不僅是出于民眾對本國政府的畏懼，更是因為在民眾看來，本國政府背后有美國撐腰，而美國是不可挑戰(zhàn)的。
    為了讓廣大伊斯蘭民眾擺脫這種畏懼心理，基地組織認為，他們必須證明美國其實是一個色厲內(nèi)荏的國家--如果有穆斯林教徒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哪怕只有幾個，也足以讓美國變得不堪一擊。
    作為對基地組織襲擊的回應，美國對伊斯蘭世界，尤其是阿富汗和伊拉克逐一發(fā)起了猛烈報復，以證明自己的國家實力與行動能力，但是這些軍事行動仍然是一種騷擾性進攻。美國的本意并不是為了打敗敵軍和占領國土，而是為了擾亂基地組織的行動，并且在穆斯林世界制造混亂。不過，制造混亂只是一種短期手段，而不是一種長期策略。雖然美國證明了它完全有能力摧毀恐怖組織和減少恐怖活動，但它并未實現(xiàn)自己曾經(jīng)許下的宏愿，那就是徹底根除恐怖主義威脅。想要消除這一威脅，就需要對散布于全球各個角落數(shù)百萬恐怖分子的一言一行進行秘密監(jiān)視。且不說這種做法根本就無法實現(xiàn)，即便真的能做到，也需要耗費不計其數(shù)的資源。不言而喻，這一過程會讓美國精疲力竭，并且耗盡自己所有的資源，正如美國現(xiàn)在的情況一樣。消除恐怖主義固然是人心所向，但是并不能因此證明這一目標就切實可行，或者值得付出任何代價。
    這種做法讓美國損失巨大、分身乏術，想要從這種狀態(tài)中恢復過來，只怕還需要10年的時間。目前當務之急是回歸維持地區(qū)勢力均衡的傳統(tǒng)外交政策，必須在當前美國展開軍事行動的主要地區(qū)，也就是從地中海到興都庫什山脈一帶開始恢復均勢。在20世紀后半葉的大部分時間里，該地區(qū)一直存在著三種天然均勢，即阿以、印巴和兩伊之間的勢力均衡。然而，現(xiàn)在這三種均勢都已經(jīng)不復存在，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拜美國最近的外交政策失誤所賜。由于沒有了鄰國的制衡，以色列又開始試圖頻頻在地面上制造既成事實。在阿富汗戰(zhàn)爭中，巴基斯坦受到了重創(chuàng)，已不再對印度形成有效的掣肘。此外，最為重要的是，因為伊拉克一蹶不振，伊朗反倒成了波斯灣地區(qū)最大的軍事強國。
    對于美國來說，要想恢復該地區(qū)的均勢并且讓整個美國外交政策也回歸均衡，在下一個10年中，我們需要分幾步走，而這些步驟極有可能招致非議。在下面幾章里我還會談到，美國必須不動聲色地與以色列拉開距離，同時加強（或者至少停止削弱）巴基斯坦的力量。正如羅斯福在二戰(zhàn)時與蘇聯(lián)締結和約，以及尼克松在20世紀70 年代出訪中國一樣，無論有多么不情愿，美國現(xiàn)在需要對伊朗示好。要想實施上述步驟，我們在運用自己的實力時手腕必須變得更加微妙，而這種能力恰恰是近來兩任總統(tǒng)所欠缺的。對于未來10年來說，這種微妙性的實質(zhì)是我們第二個重要的話題，關于這一點我會在下文詳述。
    如果說中東地區(qū)是美國要重新恢復均勢的切入點，那么在歐亞大陸就必須開始應對敵友陣營重新分化組合這一挑戰(zhàn)。美國歷代對外政策的關鍵目標之一，就是要把歐洲尖端技術與俄羅斯豐富的自然及人力資源分隔開來，使二者不得相互給力。20世紀90年代初，當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而莫斯科卻喪失了對蘇聯(lián)及其加盟共和國的控制權時，這一目標已經(jīng)被我們拋諸腦后。幾乎與此同時，美軍在地中海--喜馬拉雅山脈一帶的失衡布局為俄羅斯保守勢力恢復其在該地區(qū)的影響提供了可乘之機。在普京的領導下，俄羅斯不僅早在與格魯吉亞開戰(zhàn)之前就開始重新宣稱自己對這一地區(qū)的權力，并且從此加快了自己東山再起的步伐。此時的美國由于被伊拉克和阿富汗束縛了手腳而分身乏術，所以未能阻止莫斯科在該地區(qū)迅速恢復影響，甚至對于俄羅斯的勃勃野心都沒有來得及進行一次實實在在的威懾。其結果是，美國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與其意見相左，也想在歐洲擴大影響力的地區(qū)強國。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這一次等重要地區(qū)的另一個玩家歐盟，那么俄羅斯卷土重來和繼續(xù)西進的危險便一目了然。人們曾經(jīng)設想，歐盟會發(fā)展成為一個像美利堅合眾國那樣的超國家，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歐盟自身的體制性缺陷，從而引發(fā)了南歐國家的一系列經(jīng)濟危機 （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
    當歐盟最大的經(jīng)濟引擎--德國發(fā)現(xiàn)自己可能要為其他歐盟伙伴的錯誤政策和過度放縱行為買單時，它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當務之急。其結果自然不言而喻，較之于歐洲鄰國，德國與俄羅斯有著更大的共同利益。無論德國可能從自己的歐盟伙伴那里獲得多少好處，它的大部分天然氣只能依靠俄羅斯；反過來，俄羅斯所需要的技術在德國比比皆是；德國急需輸入人力資源，卻不想因為移民問題增加自己的社會壓力，顯然最好的辦法就是在俄羅斯興建德國工廠。而與此同時，由于美國在阿富汗戰(zhàn)場上要求德國增兵，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矛盾，最終導致了美德之間的摩擦不斷增加，德俄日益靠近。
    這一切都足以說明，如果美國想要回歸平衡，那么在未來  年中，就必須不遺余力地設法削弱德俄之間這種協(xié)作關系。可以預見的是，美國所采取的手段很可能包括培植與波蘭的新關系，把它打造成一把地緣上的鐵道扳手，重重地砸在德俄接近的制動引擎上。
    當然，中國也應該引起重視。不過隨著中國的經(jīng)濟奇跡走到盡頭，我們目前對中國擴張的焦慮不安也會日漸減弱。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速度會逐漸放緩，并且變得更加成熟--也許我們還要補充一句，即便如此，中國10億人口仍然生活在貧困狀態(tài) （這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不代表我們的立場。--譯者注）。因此，美國關注的重心應當轉向東北亞地區(qū)真正的大國，即經(jīng)濟實力位居世界第三和海軍規(guī)模名列該地區(qū)之首的日本。
    綜上所述，未來10年的情況錯綜復雜，其中有許多變動不定的因素。在這個階段，總統(tǒng)需要做的就是在美國的傳統(tǒng)、道德原則與多數(shù)民眾不愿看到的現(xiàn)實之間進行調(diào)和，這需要施展高超的政治技巧，其中包括不妨與敵國結盟，同時讓民眾愿意相信，我們的外交政策與價值觀念并行不悖。因此，總統(tǒng)應當像所有偉大先賢那樣兩面兼顧，一方面對傳統(tǒng)美德孜孜以求，另一方面巧言令色也要適可而止。
    然而，世上再巧妙的手腕也難以彌補深層的缺陷。在我看來，美國所擁有的是一種 “深層實力”。首先，所謂深層實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力量均衡。這就意味著，該國的經(jīng)濟、軍事、政治實力要大體相當，并且能夠相互支持。其次，這種實力要有一定的文化與倫理模式作為基礎，并且能夠?qū)�權力的運作方式和個人的行為規(guī)范做出相應的界定。
    譬如，歐洲雖然經(jīng)濟實力強大，但是軍事力量相對薄弱，而且在政治方面，尤其是在那些成員國應遵循的義務框架上，歐盟各國很難達成任何共識。
    雖然兼具根基深厚與均衡的情況并不多見，但是在下文中我會向大家做出具體闡釋，在即將到來的10年中，美國是唯一一個能夠強基固本并且綜合運用這兩者的國家。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點上，美國幾乎別無選擇。無論在左翼人士還是右翼人士當中都存在有這樣一種看法，那就是美國可以選擇從掌控全球大權的復雜局面中抽身隱退。人們相信，似乎只要美國停止干預全球事務，這個世界就不會再對它愛恨交加，這樣一來，美國人就可以高枕無憂地安享國內(nèi)的太平盛世了。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們非常懷舊，懷念曾幾何時，美國只關注自己的國內(nèi)利益，任憑世界自行其是。
    誠然，美國立國伊始，喬治·華盛頓曾經(jīng)警告過，不要陷入任何同盟之中，但今非昔比，現(xiàn)在美國創(chuàng)造的財富已經(jīng)占全世界的25%，僅僅是這一數(shù)字就足以將美國置身于世界事務之中。因為美國人的生產(chǎn)和消費情況決定了其他各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美國的經(jīng)濟政策決定了全世界國家的經(jīng)濟狀況。況且，美國海軍還牢牢地控制著制海權，從而確保其向全球進行經(jīng)濟輸出時暢通無阻，同時也有潛力在必要時阻斷其他國家的海上商路。即使美國想要縮減經(jīng)濟規(guī)模以減少對他國的侵害，但問題是誰也不知道怎么去做，更別提美國將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然而，這些并不能說明美國目前對自己的實力高枕無憂。一切都發(fā)展得太快太遠。正因為如此，要想讓美國的外交政策恢復平衡，就必須將美國重新置于與其在世界上的實際地位相稱的定位。我們注意到，蘇聯(lián)解體后，全球霸主地位由美國獨享，無以匹敵。現(xiàn)在需要正視的是，無論我們是否喜歡，也無論我們是有意栽花還是無心插柳，一番冷戰(zhàn)較量之后，美國不僅崛起成為世界霸主，也成為全球帝國。
    但是，這并非美國人民所期待的現(xiàn)實，這不是說他們不想從中獲得經(jīng)濟上和戰(zhàn)略上的利益，而是他們不愿為此付出代價。從經(jīng)濟方面來看，美國人希望自由市場能夠增加國內(nèi)經(jīng)濟的增長潛力，但是卻不愿意忍受其中的痛苦；從政治方面來看，他們希望能夠?qū)θ�球事務產(chǎn)生巨大影響，但是卻不愿意因此而受到世界各國的憎恨；從軍事方面來看，他們希望自己能夠安居樂業(yè)，沒有外患，但是卻不愿意承擔長期戰(zhàn)略的沉重負擔。
    所謂帝國，鮮有事先計劃好或者提前預知到的，而那些曾經(jīng)煞費苦心經(jīng)營的政權，比如拿破侖或者希特勒所自詡的帝國，都命不久長。反之，那些經(jīng)歷了長期發(fā)展而羽翼漸豐的國家往往早在自己意識到這一點之前，就已經(jīng)變得勢不可擋了。這就是古代羅馬和近代大英帝國曾經(jīng)遭遇到的困境，但是它們卻成功地把握了這一機遇，因為在成為帝國之后，它們不僅能夠正視自己的角色，而且也懂得如何進行掌管。
    與昔日羅馬帝國以及大英帝國不同的是，美國對世界的支配結構是非正式的，但是美國作為全球霸主的事實并沒有因此有所削弱。美國不僅掌控著廣袤的海洋，而且其經(jīng)濟總量占世界1/4強。如果美國人改用iPod或者某種新型食品配方，那么中國和拉丁美洲的工廠和農(nóng)民就會立即據(jù)此重組生產(chǎn)線。這就是19世紀歐洲列強支配中國時所采用的方式--絕不當正式的統(tǒng)治者，而是要把它塑造和利用得恰如其分，這樣，是正式還是非正式統(tǒng)治就變得無所謂了。
    不可否認，美國人在同化其他國家時困難重重，其原因在于美利堅帝國的規(guī)模和實力具有天然的破壞性和侵略性。這也就是說，只要美國有所舉動，就不可能沒有其他國家從中受益或者受到威脅。美國的巨大實力不僅會為其他國家?guī)�來�?jīng)濟上的優(yōu)勢，同時還會為自身招致敵對情緒。美國是一個商業(yè)共和國，所以它的一切都離不開貿(mào)易。雖然其經(jīng)濟繁榮要歸因于國內(nèi)資產(chǎn)以及自身優(yōu)勢，但是如果脫離了世界，美國這種欣欣向榮的局面就會難以為繼。因此，如果美國想要繼續(xù)保持自己的規(guī)模、財富和實力，唯一的選擇就是學會如何理直氣壯地掌握自己這種具破壞性的巨大影響力。
    除非能夠認清美國現(xiàn)在所處的地位，否則人們很難就帝國的益處、自身面臨的困境及其必然性達成共識。無可匹敵的實力已經(jīng)足以令人心驚膽寒，如果這一力量不為人知，那么它就如同一頭橫沖直撞的巨象。
    有鑒于此，我主張，在未來10年中，無論愿不愿意，美國都應從有意忽略自己現(xiàn)有地位向接受事實轉變。而一旦接受了這一點，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會變得更趨成熟老練。在未來10年中，雖然我們不會對外宣稱美利堅帝國這一事實，甚至民眾也不會意識到這一點，但是對于這一局勢的正確認識，能夠讓美國對自身實力的掌控變得更加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