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圍繞著美國與歐洲的貨幣歷史展開研究時，一條脈絡日益清晰起來，那就是，貨幣發(fā)行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權力之一。對這一關鍵權力的覬覦和爭奪，貫穿了整個歐美近代史。從這一視角去觀察世界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的風云變幻，將會得到一種類似X光透視的效果。原來，一切社會矛盾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不均，而利益分配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貨幣發(fā)行。
恰如美國貨幣史學家杰克·韋瑟福德所言：“控制貨幣是一場偉大的斗爭，控制貨幣的發(fā)行和分配，就是為了控制財富、資源和全人類。”
《貨幣戰(zhàn)爭》主要聚焦在美國貨幣發(fā)行權的反復爭奪是如何影響美國社會和世界歷史的，而《貨幣戰(zhàn)爭2》則重點關注歐洲各國圍繞貨幣發(fā)行權的激烈博弈，是怎樣塑造著歷次的戰(zhàn)爭與和平，以及全球權力的形成與變遷。在這一長達6年多的“研究探險”歷程中，我的腦海里不時閃現出這樣幾個疑問：在中國的歷史上，特別是中國的近現代史上，貨幣發(fā)行權的博弈對中國現代社會的形成，究竟發(fā)生了什么樣的影響？這種金錢的力量與其在歐美各國的影響有什么樣的異同？在中國大地上發(fā)生的貨幣博弈與全球的貨幣權力之爭，是否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用金錢的X光去透視中國的歷史，又將看到什么樣的景象？
帶著這些問號，我開始重新審視從前熟知但卻未加深入思考的中國近代史。
貨幣在中國的歷史文獻中，遠不如政治、文化和軍事的地位顯赫。人們往往熟知歷朝歷代帝王們的文韜武略，對將相名臣的事跡如數家珍，文人墨客的詩歌趣聞更是代代相傳，而貨幣卻鮮有拋頭露面的機會。貨幣在中國似乎是一門被久已遺忘的科學。
被歷史學家們所忽略的貨幣，卻恰恰是解開眾多歷史困惑的鑰匙，也是辨別今天現實迷途的指南針，更是發(fā)現未來康莊大道的望遠鏡。
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百多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驚心動魄的時期，它是中華民族險些國破家亡的一百年，它是中華文明自信心幾乎徹底崩潰的一百年，它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悲情和激情的一百年，它更是金錢的意志和金錢的力量崛起和爆發(fā)的一百年！
《貨幣戰(zhàn)爭3》將沿著金錢的主軸，逐步展開中國近代史的?卷。一幅幅熟悉的圖像經過貨幣“顯影液”的透視效果，將呈現出迥然不同的脈絡風格。為什么鴉片貿易和鴉片戰(zhàn)爭只在中國發(fā)生？為什么日本的明治維新能成功，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卻會失敗？為什么蔣介石拿著蘇聯的盧布完成了北伐，卻會突然變臉反共？為什么國共兩黨都要“一手抓槍桿子，一手抓錢袋子”？為什么蔣介石能夠統一貨幣卻不能維護貨幣主權？為什么國民黨的法幣改革激怒了日本，引誘著英國，卻最終撲入了美國的懷抱？為什么日本會存在皇權與金權之爭？為什么日本軍隊總是發(fā)生“下克上”？為什么日本政變不斷、刺殺成風？為什么國民黨的法幣改革刺激了日本，并加速了日本的侵華戰(zhàn)爭？為什么國民黨的法幣最終走向崩潰，而共產黨的人民幣卻能橫空出世?
這些歷史疑問迫使我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并逐漸認識到貨幣發(fā)行權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巨大影響力。而構成和行使貨幣發(fā)行權，則需要一整套體系和架構支撐，這是我在這本書中對貨幣發(fā)行權的一種新的認識，我將這一體系稱之為“金融高邊疆”。
“高邊疆”理論是美國陸軍中將格雷厄姆于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國家安全新思維，他繼馬漢的“海權論”和杜黑的“空權論”之后，提出太空也是主權國家必須捍衛(wèi)的“高邊疆”，并形成了美國“星球大戰(zhàn)”計劃的理論基礎。
在研究歐美和中日等國的金融史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感覺到，金融乃是一個主權國家必須要保衛(wèi)的“第四維邊疆”。主權國家邊疆的概念，不僅僅包括陸疆、海疆、空疆(含太空)所構成的三維物理空間，未來還需要包括新的一維：金融。在未來國際貨幣戰(zhàn)爭陰云密布的時代，金融高邊疆的重要性將日趨凸顯。
從歐美各國金融進化的路徑中可以清晰地發(fā)現，貨幣本位、中央銀行、金融網絡、交易市場、金融機構與清算中心共同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體系架構。建立這一體系的主要目的就是，確保貨幣對資源調動的效率和安全。從中央銀行創(chuàng)造貨幣的源頭，直至最終接受貨幣的客戶終端；從貨幣流動的綿密網絡，到資金匯劃的清算中心；從金融票據的交易市場，到信用評估的評級系統；從軟性的金融法律制度監(jiān)管，到剛性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從龐大的金融機構，到高效的行業(yè)協?會；從復雜的金融產品，到簡單的投資工具，金融高邊疆保護著貨幣血液從中央銀行心臟，流向金融毛細血管乃至全身經?濟細胞，并最終回流中央銀行的循環(huán)系統。
這就給未來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參照系。人民幣國際化不僅僅是將人民幣放出去進行體外循?環(huán)這樣簡單，人民幣的自由兌換、放開資本項目管制、跨境貿易的人民幣結算、貨幣互換以及人民幣的離岸中心建設，僅僅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初始階段，這些工作必須與一整套框架相配合才能達成預期效果。人民幣要走出去，既要看得見，也要管得著。未來，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點，只要有人民幣存在的地方，都是中國的國家利益之所在。為此，就必須進行有效和可靠的監(jiān)控，以確保這些海外流通的人民幣處于“合法”使用的范疇。
貫穿全書始終的一條暗線就是白銀。作為流通貨幣，白銀在最近500年的歷史中，成為了中國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關鍵要素。它曾是真正的世界貨幣，在推動東西方貿易的400年中發(fā)揮著主導作用。它又是被廣泛使用的工業(yè)金屬，并將在未來美元日薄西山的過程中，發(fā)揮著更為重大的金融與工業(yè)的雙重功能�！拔镆韵橘F”乃是投資的天道，而白銀完美地符合了這一原則。隨著白銀的日益稀少，其價值發(fā)現的進程將以令人震驚的速度快速展開，成為普通人長期投資的不二選擇。
正當書稿進入殺青階段時，某國領導人高調宣稱，國際“貨幣戰(zhàn)爭”已經爆發(fā)。一時間，“貨幣戰(zhàn)爭”一詞再度成為國際輿論的焦點話題，各國政要、國際機構、經濟學家們在各種場合對此議論紛紛。2010年10月，筆者應邀參加在韓國首爾舉辦的被稱為“亞洲達沃斯”的“世界知識論壇”。作為來自中國的唯一主講嘉賓，面對西方一邊倒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的聲音，筆者親身體驗了一次“舌戰(zhàn)群雄”的滋味。
早在2007-2009年，當《貨幣戰(zhàn)爭》和《貨幣戰(zhàn)爭2》問世后，“貨幣戰(zhàn)爭”一詞就已經在西方媒體中廣為流傳。英國《金融時報》、德國《明鏡》周刊、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國家》、《外交政策》、《新共和》、《福布斯》、《商業(yè)周刊》、《沙龍》、西班牙《國家報》、印度《先鋒》，以及羅馬尼亞、芬蘭、波蘭、澳大利亞、瑞士、捷克、以色列、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秘魯等全球幾十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媒體都曾大量報道過筆者和“貨幣戰(zhàn)爭”這一新詞匯。
這一輪國際媒體對“貨幣戰(zhàn)爭”概念的再度爆炒，在筆者看來，無非是因為“貨幣戰(zhàn)爭”系列圖書在中國和亞洲地區(qū)的影響力，居心叵測者們試圖借機暗示是中國操縱了人民幣匯率，對全世界發(fā)動了“貨幣戰(zhàn)爭”，以達到將禍水引向中國的目的，從而減輕世人對美元第二輪印鈔計劃不滿的壓力。不過，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越來越多的共識是，美元的不負責任才是引發(fā)世界“貨幣戰(zhàn)爭”的根源。
無論人們愿意還是不愿意，美元印鈔計劃已經對世界各國貨幣“不宣而戰(zhàn)”了，只要這種行為不停止，世界貨幣戰(zhàn)爭的硝煙就難以散去。
研究和準備貨幣戰(zhàn)爭的目的不是為了戰(zhàn)爭，而是為了和平！準備得越充分，決心越大，發(fā)生貨幣戰(zhàn)爭的可能性就越小。金一南將軍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什么叫戰(zhàn)略威懾？一是你要有實力，二是你要有決心使用這種實力，三是你要讓對手相信你敢于使用你的實力！”以史為鑒，建立自己穩(wěn)固的金融高邊疆，就是在強化這種實力。只有擁有這樣的戰(zhàn)略威懾力，才不怕別人發(fā)動貨幣戰(zhàn)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