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挪活，樹挪死”；人口與勞動力的遷徙是人類社會的常態(tài)，商品經濟和重大社會變遷又會極大地促進人口流動，正如近30年來我國農村勞動力加速轉移和經濟快速發(fā)展促進了流動人口大量增加。通過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徙，移入地通常能夠獲得大量活力充沛的勞動力供給，從而推動經濟社會實現跨越式發(fā)展；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無論大規(guī)模人口流動有多少好處，當地土著和新移民之間的土客籍之爭都是其難以完全消除的副作用，經濟利益矛盾和生活習慣、方言的差異，都有可能引燃沖突，有時還會爆發(fā)到相當嚴重的程度。為了遏制和防范土客籍之爭，歷代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時不惜為此付出較大經濟代價。
　　世易時移，我國已經步入新的大規(guī)模人口流動時期。在大規(guī)模的人口流動中，廣東躍居全國第一人口大省，2010年末常住人口高達1.0430億，江蘇等經濟發(fā)達省份人口增長也較為明顯，某些省份則出現了人口小幅減少�！皷|西南北中，發(fā)財到廣東”；是五湖四海的移民和廣東本地居民共同造就了廣東這個全國第一經濟大省、第一外貿大省、世界聞名的制造業(yè)中心；新移民與東南沿海省份本地居民共創(chuàng)繁榮，共享繁榮，其文化交融之廣泛、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難分彼此，而廣東等經濟發(fā)達省份也為接納新移民落地生根作出了巨大努力，從而誕生了“新粵人”、“新莞人”等等稱呼。
　　盡管如此，在經濟發(fā)達的移民移入地，本地人與新移民、外來工之間的經濟利益并不完全重疊。與外來移民、特別是外來勞工必須勞心勞力以求站穩(wěn)腳跟不同，本地居民因占有先天地利而能獲得較多資本增值收益，特別是土地、房產增值收益；其它條件相同，本地居民往往更容易獲得相對輕松的崗位。這種局面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假如外來工能夠得到合理的待遇，能夠看到向上提升的希望，他們也不會對此抱怨太多；但假如本地居民無需勞動即可獲得的資本增值收益太多，而外來工待遇又不合理，看不到向上提升的希望，窮畢生之力也無望圓住房夢，這種經濟利益之爭就會浮現，從而在本地居民和新移民、外來工之間制造裂痕。在流動性過剩、資產市場泡沫橫飛的近幾年，這是我們面臨的現實問題。如果我們偏頗地強調“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強調“拆遷者權益”，即使能夠收獲部分占據優(yōu)勢地位者一時的喝彩，卻必然損害“沉默的大多數”，畢竟拆遷戶的補償最終都要由后來者買單，而后來者絕大多數是普通工薪階層，我們難道能指望他們忍受損害永遠沉默？在這種情況下，假如我們又在“遷徙自由”之類正義口號下一步到位地放松、取消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其結果必然是現代的土客籍利益沖突更加激化，因為流動人口增多必然抬高房租物價，令本地居民獲益更多，而取消門檻之后的新進入流動人口經濟狀況總體上低于有門檻時的流動人口，致使本地居民與外來工之間收入差距拉大，經濟利益矛盾加劇，心理鴻溝也會加深。
　　我們不應也不會禁止人口流動，從而扼殺社會活力；但只有浪漫的口號無助于解決問題，我們必須正視現實存在的矛盾，并通過踏踏實實的工作去化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