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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15 作者： 來源：經濟參考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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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7年著名的國會聽證會的證詞中，大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提出了他對貨幣管理產業(yè)的定論。他援引一份當時由耶魯?shù)囊晃徊┦可鷦倓偼瓿傻漠厴I(yè)論文，認為隨機選擇的股票組合會比專業(yè)管理的共同基金表現(xiàn)好。當眾議院銀行業(yè)務委員會主席對此表示不可置信時，教授堅持了自己的觀點。他強調說：“當我說‘隨機’時，我希望您想想擲骰子，或隨機的號碼，或投擲飛鏢游戲�！比旰螅_繆爾森成為第三個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但這種對他成就的認定并沒有使他說話中聽一些。他在1974年寫道：
大多數(shù)的投資決策者都應該失業(yè)，他們應該去從事管道工，或者去教希臘文，或者去做公司決策者來幫助提高GNP。雖然這個建議實實在在是一個好建議，但這個忠告顯然不會被熱烈地追捧。
薩繆爾森的宣言聽起來并不像對對沖基金的認可，但他對職業(yè)投資者的譴責并未說絕。即使多數(shù)基金管理人如果從事管道工確實會對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但薩繆爾森還是相信一個真正有見解的人是可以戰(zhàn)勝市場的。他寫道：“人們在身高、外表以及說話的尖刻程度上都可以有所不同，那為什么他們的PQ，或者說表現(xiàn)商數(shù)就不能有所不同呢？”當然，這些非同一般的投資者不會便宜地把自己賣給“福特基金會或當?shù)氐你y行信托部，他們擁有比做這些事情高得多的智商”。這些牛人更可能合作起來去為他們自己牟利，也可能會設立對沖基金。薩繆爾森從來不缺乏信心，這個25歲就成名的天才在當時就發(fā)表了數(shù)量超過他的歲數(shù)的論文，他理所當然地相信他可以辨認出那些能戰(zhàn)勝市場的人。1970年他成為一家名為商品公司（CommoditiesCorporation）的小公司的投資人，同時他還在巴菲特那里投資，用來分散風險。
商品公司是由真正意義上的“定量分析員”創(chuàng)建的第一個專業(yè)公司，這種采用計算機技術建模的人有時被稱為“火箭科學家”。其招股說明書的第一頁宣稱該公司的成立前提是利用“大規(guī)模的經濟計量分析，這在計算機引進之前是不可能的”。開創(chuàng)這個事業(yè)的交易商還包括薩繆爾森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保羅·庫特勒（PaulCootner），他在學術界由于對有效市場理論的貢獻而聞名。除了一些經濟學博士外，該公司后來還聘請了曾參與“阿波羅”計劃的程序員，他是名副其實的火箭科學家。該風險投資的法律結構是有限公司，而不是合伙企業(yè)，但從某些方面來說是一個典型的對沖基金：它做多也做空，利用杠桿效應，其高額利潤由管理人員和少數(shù)投資者共享。薩繆爾森在該公司參股了125000美元，并同意成為董事會成員。
薩繆爾森的參與主要是想在該公司那個求富心切又有些狂妄的總裁海默·威瑪（HelmutWeymar）的身上賭一把。威瑪剛剛完成的博士論文里提出一種預期可可價格的方法：它通過分析歷史數(shù)據(jù)來確定經濟增長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巧克力的消費，進而刺激對可可的需求；西非的干旱或濕度又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可可的供應，等等。威瑪曾就讀于麻省理工學院，在那里他認識了薩繆爾森和庫特勒。但是，雖然威瑪指望他的老師幫他提高數(shù)學和計算機技能，他卻并不認同有效市場理論。他后來說：“我認為隨機漫步理論是胡說八道，認為個人不能依靠有競爭力的優(yōu)勢來賺大錢的整個想法都是不正常的。”
威瑪個頭很高，戴副眼鏡，高顴骨，繼承了他德國父母典型的北歐特征。他在童年時期曾從一個城市搬到另外一個城市，這段經歷造就了他獨立的性格，也堅定了他賺取很多錢而不依靠任何人的決心。還是研究生的時候，他就建立了一個規(guī)模宏大的關于冰鎮(zhèn)橘子汁行業(yè)的數(shù)學模型，當他的這個模型表明果汁價格會翻番的時候，他借了20000美元，從一個倉庫買了許多果汁。結果他的這個模型是正確的，果汁的價格果然暴漲。而唯一的障礙是當?shù)氐某胁环判膹囊粋�學生手里批發(fā)果汁，威瑪只好把果汁又賣給那個倉庫，這使他損失了五分之一的利潤。
他在博士階段研究的是可可市場，在完成學業(yè)后，威瑪開始在一個叫納貝斯克（Nabisco）的食品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很快就說服他的老板們根據(jù)他的預期進行交易，方法是如果可可價格低于他的模型預測價格的話，公司就買進以滿足制造巧克力的需要；如果市場價格高于模型的預測價格，公司就停止采購。當威瑪?shù)哪Ｐ蛣傆糜诮灰讜r，可可的價格遠遠低于模型預測價格，所以他們大量買入可可的期貨；接著，可可的價格降得更低了，也就是說威瑪那時開始虧本了,但是根據(jù)他的模型，威瑪還是繼續(xù)購買可可。
納貝斯克公司的首席財政官開始擔心，而威瑪用計量術語搪塞了過去。同時，威瑪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坐擁了夠納貝斯克公司兩年生產用的可可�！澳愦_定你知道在做什么嗎？”威瑪?shù)睦习宀恢挂淮蔚貑査�。雖然威瑪心里發(fā)毛，但他還是表現(xiàn)得很自信。但是，就在快要崩潰的時候，由于非洲可可減產，可可的價格幾乎翻了一番,威瑪將他儲備的部分轉手，獲得了巨額利潤。他后來承認：“在我的一生中，那段時間我不謙虛，也不自我懷疑�！�
受到這次成功的鼓舞，威瑪決心自己干。他開始和另一個剛踏出校門、和他一起在納貝斯克預測小組工作的經濟學博士弗蘭克·萬納森（FrankVannerson）計劃籌建公司，這兩個人看上去不像能一起合伙做事的搭檔。威瑪信心十足，而萬納森胡子拉碴，寡言少語——一個同事形容他像一個中世紀穿著皮涼鞋、披著帶帽子的長袍的修道士，另一個同事說他像個和藹可親的心理醫(yī)生。但威瑪和萬納森是親密的朋友，萬納森關于小麥市場的博士論文和威瑪在可可方面的專業(yè)知識相互補充。威瑪拉其他人入伙，他們大致確定了一個方案。在籌集了250萬美元的創(chuàng)業(yè)資金后，他們把公司開在了普林斯頓一個離威瑪和萬納森住所不遠的地方。
他們的總部是一個農場的房子，周圍圍繞著開花的樹木和幾公頃的大草坪。開業(yè)第一天，威瑪穿著西服，萬納森穿著卡其布的開領襯衫，帶著他那條叫“花生”的狗。威瑪?shù)霓k公室里擺著一個巨大的胡桃木的辦公桌和一個巨大的紅皮椅子，這種組合和他非常相配。但萬納森的隨意和平等的作風很快就主導了公司，如果召開一個公司會議，連廚師阿格尼斯都會收到邀請。這個在老農舍里的社區(qū)，還有一條被汽車撞斷了一條腿的名為“可可”的德國牧羊犬。
威瑪?shù)墓蛦T不多，包括7名專業(yè)人士和6個輔助人員，有時會在午餐后玩丟馬蹄鐵的游戲，或在收市后打壘球。這種隨意的氛圍標志著這個公司和繁忙的紐約商品公司有著顯著差別：這家公司靠的不是推銷和建立客戶關系，看起來也不像內部交易，它是靠電腦模型、數(shù)學以及信息優(yōu)勢來戰(zhàn)勝市場。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定期舉辦研討會來相互學習交易理論，在黑板上寫滿公式。這與阿爾弗雷德·溫斯洛·瓊斯的公司依靠選股取勝或邁克爾·斯坦哈特的交易室里比薩餅到處散落的情況有很大的區(qū)別。
威瑪組建了一個倚重基本面分析的團隊，他需要能建立模型來預測價格的計量經濟學家，因為當現(xiàn)實靠近預計價格時，利潤就可以保證了。威瑪負責可可的交易，萬納森負責小麥的交易，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保羅·庫特勒則帶著關于豬腩肉市場的計量經濟模型來加盟，曾任教于羅格斯大學的計量經濟學家肯尼思·邁因肯（KennethMeinken）則負責大豆和飼料貿易。威瑪希望通過聘請在不同商品方面的專家分散公司在任何一個市場的風險。
威瑪往他的可可模型里輸入了大量數(shù)據(jù)。為了在西非的可可種植國家正式通報他們的收成之前預測可可的供貨量，他考察了象牙海岸和加納地區(qū)的天氣與可可產量之間的相關性。通過跟蹤降雨和濕度模式，他可以預測可可收成，從而預測可可的供應量，并最終預測其價格。
創(chuàng)業(yè)組里有一個德國人漢斯·基利恩（HansKilian），他開著路虎汽車在非洲農村轉悠，觀察可可樹，記錄可可樹豆莢的數(shù)量、長度以及各方面狀況�？煽蓸浜吞O果樹一樣高，一棵樹上大約有25個豆莢，因此這個數(shù)豆莢的人抱怨數(shù)豆莢數(shù)得頸部僵硬了。他的路虎經常發(fā)生故障，還得費力保護那些用來支付幫他數(shù)豆莢的加納本地工人工錢所需的大量加納貨幣。但是，這種努力提供了一種確認或糾正根據(jù)天氣狀況預測可可供應的方法。威瑪設計了一種復雜的預測可可價格的模型，現(xiàn)在他有了可以輸入這個模型的復雜數(shù)據(jù)。
然而，老練并不能保證成功。在公司開始運營后不久，美國的玉米地受到了一種叫做“枯萎病”的真菌病的攻擊，一些植物專家預測枯萎病將在第二年以更大的規(guī)模出現(xiàn)。受這種玉米即將稀缺的預期影響，玉米期貨價格開始上揚。面對漫天的使市場恐懼的半科學謠言，威瑪和他的同事看到了一個賺錢的機會。他們從羅格斯大學聘請了一個在新澤西州做顧問的植物病理學家，他們增加了他的研究預算，報銷了他在全國各地參加科學會議的費用。經過幾個星期的調查，這個羅格斯大學的病理學家認為枯萎病的問題被夸大了，眾多的嚇人故事不過是媒體的危言聳聽而已。威瑪和他的同事歡呼雀躍了：病理學家的結論意味著玉米價格將下調，因此這些交易商開始進入市場大量做空，期待著那個危言聳聽的傳聞被證明是沒有根據(jù)的時刻。然后在一個星期五的晚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欄目在常規(guī)的越南戰(zhàn)事報道后做了一個對玉米枯萎病的特別報告，欄目中特邀了伊利諾伊州的一個植物病理學家，而這個植物病理學家代表著一個玉米種植量大大超過新澤西州的州。他預測玉米將會有災難性的收成。
威瑪和他的同事那個周末沒怎么睡覺。他們根據(jù)一個病理學家的建議建起了一個玉米市場的巨大空頭頭寸，但現(xiàn)在有位資歷更深的病理學家和他的意見相左。當市場終于在周一開市時，玉米期貨的急劇上漲致使交易瞬間停牌，因為商品交易所對每天的波動幅度進行了限制，以遏制價格的極度波動。他們根本沒有任何機會出手，在零星的幾筆交易之后，價格就達到了停牌限額，威瑪和他的朋友們都被套牢了。直到周二，公司才終于找到機會回補空倉，但那時損失已經造成了：該公司250萬美元的啟動資金現(xiàn)在只剩下90萬美元。威瑪?shù)墓狙劭淳鸵罎ⅰＡ_格斯大學病理學家的論斷最終被證明是正確的，但這對他們已不是什么安慰：根本沒什么玉米枯萎病，而商品公司就在最高價位將空單補回了。
1971年，玉米市場的慘敗使商品公司奄奄一息，創(chuàng)始人之間的關系也受到影響。威瑪不知道他對于另一個憤怒的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放在他辦公室的用來打兔子和野雞的獵槍到底該多緊張。公司的創(chuàng)始成員有幾個想撤資：盡管有復雜的計量模型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博士，可威瑪和他的團隊似乎缺乏薩繆爾森所尋求的高“表現(xiàn)商數(shù)”。但威瑪有決心，他以前也有過絕處逢生的經歷。
當還是學生的時候，他就在一系列押錯的賭局中損失了所有的錢，然后他跑到棒球場的露天天臺，喝了很多啤酒，想著怎么起死回生。這一次，他是在普林斯頓，“喝酒+棒球”療法不那么現(xiàn)成，但他不準備退讓。他把自己想象成曾經讀過的著名小說里的浪漫主人公——以不斷的受虐來對抗挫折，在逆境所帶來的焦慮和反思中蹣跚前行。他不想放棄有著傍晚時分的壘球和開著花的樹的年輕公司。如果那條叫
“可可”的狗在失去一條腿后仍然可以不屈不撓地堅持下去，那么可可交易員也可以在損失很大一部分資金后不屈不撓地堅持下去。
商品公司的董事會于1971年7月召開，并同意給威瑪最后一次機會：如果再虧損100000美元，公司就關閉。在接下來的又一次慘敗之后，原來的7個專業(yè)人士中，有4個離開了公司，包括萬納森。但公司馬上就開始起死回生，并為成長為那個時代最成功的交易公司之一奠定了基礎。
1971年的慘敗后，威瑪著手重新審視自己的市場理論。他首先考慮的是經濟學家們對建模和數(shù)據(jù)的信賴：價格反映了供給和需求的基本因素，因此，如果你能預測這些因素，你就可以賺錢。但是，經驗告訴他要謙遜。對數(shù)據(jù)的過度信賴可能最終是一個詛咒，只不過培育了一些誘使你建立過大的交易頭寸的狂妄之徒。如果商品公司在玉米病蟲害問題上只下注于一個穩(wěn)健的規(guī)模，它可能不會被一條晚間新聞嚇得馬上改變頭寸，其結果將會是利潤，而不是命懸一線。
威瑪?shù)脑偎伎紡囊环N新的冒險方法開始。他現(xiàn)在喜歡說，世界上最危險的人就是那些從未全力以赴的聰明的交易員。在清醒的時候，他很可能承認該公司最瘋狂的交易員不是別人，就是他自己。有同事曾暗示，把風險控制交給威瑪負責就和將道路安全交給埃維爾·克尼維爾（EvelKnievel）負責一樣。
在商品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年，公司用的是保羅?庫特勒設計的風險控制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用了精密的數(shù)學計算，但也過于復雜，難以有效落實。根據(jù)庫特勒的系統(tǒng)，公司的營運資本都在一起，交易員可以自由地動用，如果他們投資于大且不穩(wěn)定的頭寸，公司就對他們進行罰息。從理論上講，交易者必須很有信心才會在一個充滿動蕩的市場下注。但是，玉米病蟲害證明，在自我意識很強的公司，自信心驚人地膨脹，職員遠遠無法了解交易員們實際上沒有任何風險控制的市場持有�，F(xiàn)在，事實已經證明庫特勒的制度有缺陷，庫特勒自己也離開了，威瑪開始著手創(chuàng)建一個操作性更強的風險控制系統(tǒng)。
這么做的結果就是出現(xiàn)了一個在當今與商品公司有著淵源的對沖基金里或多或少留存下來的風險控制系統(tǒng)。它基本沿用了瓊斯公司使用的部門經理系統(tǒng)：每個交易員都作為一個獨立的盈利中心，其擁有的資本規(guī)模大小反映了以前的業(yè)績。但是，該系統(tǒng)還迫使交易員控制賭注的大小，這對于相對平穩(wěn)的股市投資無足輕重，但對大宗商品交易卻至關重要。
根據(jù)管理股票的制度，投資者最多只能借入所買入股票價值的一半，即便他再想借入，其負債率也不可能高于2:1。但是商品期貨完全不同，交易員可以只投入一小部分現(xiàn)金作為保證金，借入他們頭寸價值的絕大部分。
因為杠桿效應更大，一次賭錯就可以虧損掉大量資金。商品公司的新系統(tǒng)對交易員所持頭寸的風險規(guī)定了上限，如果交易者遭受了很大的損失，限制將會更多。任何虧損掉最初資本一半的人必須平倉，離開一個月，并得寫一份備忘錄交給管理層，解釋他的失誤。
新的風險控制系統(tǒng)與玉米市場慘敗后的另一個再思考有關。威瑪和他的同事對價格趨勢有了全新的發(fā)現(xiàn)。當然，有效市場理論認為這種趨勢不存在，隨機漫步的共識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很難在學術期刊上發(fā)表不同的看法。但弗蘭克?萬納森已經得到由印第安納一家公司——唐-哈哥特公司（Dunn&Hargitt）收集整理的商品價格的所有歷史數(shù)據(jù)。離開納貝斯克前，萬納森曾花了一年時間在唐-哈哥特的數(shù)據(jù)上，分析了15種商品的每日價格。1970年3月商品公司開業(yè)時，他對自己的價格趨勢確實存在的結論很滿意，而無論學術界如何持反對意見。此外，萬納森設計了一種計算機程序，可以根據(jù)調查結果進行交易。他把他的心血結晶叫做專業(yè)計算機系統(tǒng)，或TCS，它是對沖基金行業(yè)涌現(xiàn)出的大批自動化交易系統(tǒng)中的第一個。
威瑪最初懷疑萬納森的項目，他的趨勢跟蹤的概念似乎過于簡單：
買入剛剛上漲的東西，因為它們將繼續(xù)上漲；賣空剛剛下跌的東西，因為它們將繼續(xù)下跌。盡管萬納森的程序進了一步，對意味著持久趨勢的上漲和沒什么意義的上漲加以了區(qū)分，但威瑪對任何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賺大錢表示懷疑。但是到了1971年夏天，威瑪改變了看法：玉米市場的慘敗只有一個原因，
自動交易系統(tǒng)最大的優(yōu)點就是風險控制從一開始就必須編入計算機程序，那樣也就沒有過度自信的交易員突破其限定的危險。但是，專業(yè)計算機系統(tǒng)也證明在預測市場上具有優(yōu)勢。威瑪在納貝斯克公司運轉得很好的可可模型在商品公司的第一年就錯誤地預測了市場，以致付出了慘重代價。但萬納森的關注市場模式，而不是巧克力的消費或降雨量等基本面的趨勢跟蹤模型，卻從公司開業(yè)起就一直在帶來盈利。
在玉米市場的慘敗后，威瑪開始把更多的資金投到專業(yè)計算機系統(tǒng)，而交易員也對程序的決定有了新的發(fā)現(xiàn)。事實上，新的風險控制制度沒給他們多少選擇的余地，它規(guī)定交易員押在趨勢上的賭注不能超過資本的十分之一，并且實施控制所使用的趨勢是由萬納森的程序鑒別出來的。保羅·薩繆爾森在專業(yè)計算機系統(tǒng)上重新投入了大量資金，即使趨勢跟蹤在學術界沒什么地位，也不在自己的研究范疇。
1974年，一位名叫邁克爾·馬庫斯（MichaelMarcus）的年輕人了加盟了商品公司。起初，他和威瑪對于模范交易員的概念完全不同。他不是專攻某種商品的計量經濟學家，甚至連經濟學學位都沒有。他曾從心理學博士組退學，沒有用過電腦，也沒怎么學過數(shù)學。而且，除了霍斯泰特之外，他是商品公司聘請的第一批沒有博士學位的交易員之一。他的到來引起一些爭議，但是，當馬庫斯賺得3位數(shù)的回報率時，那些表示懷疑的人馬上都不說什么了。在商品公司的10年里，馬庫斯的資本變成了以前的25倍，有些年份他的利潤甚至超過了所有其他交易員的總和。
馬庫斯性格極端、安靜、控制力極強，這一特質是他的方式在他身上的生動體現(xiàn)。他認為大多數(shù)食品有毒，并控制自己的攝入量，他曾經只吃生的蔬菜和水果，結果變得非常消瘦，以至于聘請了一位營養(yǎng)學家兼司機勸說自己回到平衡。馬庫斯將他的獎金用到奢侈的聚會和異國情調的旅行上。他一度擁有約10處房產，其中一些直到后來他賣掉的時候也沒在那里待過一個晚上。他包租了飛機，并將一輛公共汽車改裝成房車，里面都是阿諛奉承的隨行人員。他與重量級世界冠軍上跆拳道課。不管他的生活方式如何極端，但正是這種極端造就了馬庫斯的交易奇跡。
為了與商品公司初建時的理念一致，他研究了可能導致市場變動的經濟基本面。他每天早上帶著一個裝滿市場報告的超大公文包到辦公室，那時候還沒有“小貼紙”，但馬庫斯將寫得很工整的關鍵頁碼記下來用膠帶貼上。他仔細研讀簡訊，查看導致供給和需求變化的基本因素的數(shù)據(jù)，找出可能改變價格的變化，他將可能威脅到他的投資組合的所有情況都考慮到。如果玉米價格上升，小麥價格會不會也上漲？如果天氣轉冷，哪種農作物將首先受到影響？但為了和弗蘭克·萬納森的趨勢分析保持一致，馬庫斯沒有局限于價格的基本面因素。他潛心學習價格圖表，把那些圖表當做投資者心理的反映，尤其關注圖表和基本面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比如，如果基本面給了壞消息，但圖表顯示市場將持續(xù)上升，這就意味著投資者已經消除了下跌的可能——沒有什么會改變這個趨勢，市場只可能向上。
馬庫斯對圖表的注意反映了他的經歷。他從業(yè)早期曾在棉花交易所工作，看著交易員們附和著同事的節(jié)奏：有時他們都爭相高喊，有時他們筋疲力盡，安靜下來。如果某種商品的價格超出了前一天的最高價，它就很可能會趁勢繼續(xù)上漲，所以馬庫斯會在臨界點大量買入，如果市場走勢和他的判斷相左，他就利用止損單平倉來保護自己。市場要么快速上漲，要么馬庫斯退出市場，就像是裝好了板沖浪，準備迎接下一波大浪，如果時機不對，就回到水里。馬庫斯估計他正確的時候不到一半，但他贏得的利潤是當他需要平倉時所造成損失的20倍或30倍。
馬庫斯在形成其投資風格的同時，也和同事之間相互學習以吸取經驗教訓，所以大家的文化理念趨同。交易員在研究價格圖表，找出有利可圖的趨勢的同時，他們也發(fā)現(xiàn)了規(guī)律。
市場的底部往往是圓滑的曲線，因為大豐收不僅推動價格下降，而且導致過量商品進入庫存，這個存貨使得價格低迷持續(xù)相當長時間。相反，市場的頂部往往比較尖，如果某種農作物突然短缺，消費量就得大幅下降，導致價格暴漲；但如果下一季收成不錯，短缺消失，價格就會迅速回落。但這種模式也因具體商品的不同而有差異：例如，豬肚和雞蛋就以尖底而聞名，這些商品的存儲期有限，所以過剩的商品只能投放到市場，而不是轉為存貨。
商品公司的交易員對投資者心理也有了一定的認識。人們以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方式形成觀點，新信息可以被即時處理的觀念只是學術界的前提假設之一，和現(xiàn)實沒什么關系。信息被投資者逐步消化的觀點解釋了為什么市場變動具有趨勢性，但市場心理更加微妙，有時候投資者的反應會快些。商品公司的交易員發(fā)現(xiàn)，人們并不是簡單地對市場進行前瞻性判斷，他們會對近來的經歷做出反應。例如，虧損可能會導致急于拋售，而盈利可能掀起購買狂潮。這種認識導致了對擁堵點的理解，就是使圖表上的市場價格上漲或下跌前的窄幅波動的地方。當一種商品價格突破其一貫的價格區(qū)間，押錯賭注的投資者就會出現(xiàn)大幅虧損，因為恐慌，他們將匆匆平倉，使價格更加遠離之前的價格區(qū)間。這種模式會讓霍斯泰特想起擁堵在火車站門邊的旅客：他們花很長時間突破瓶頸，不管向哪個方向，但一旦突破，速度往往就會加快。
馬庫斯的交易風格使威瑪對他的公司的初步構想失效。在后來的對沖基金里，真正意義上的定量分析員們春風得意。但只要趨勢分析能贏得可觀的利潤，就沒有道理沉迷于基本的計量經濟分析。威瑪起先的資料處理似乎有些吃力不討好：有這么多的變量決定價格，幾乎不可能所有的都弄對；而且，即使都對，你也可能破產，等著市場趕上你。馬庫斯的表現(xiàn)也顛覆了威瑪起初對專業(yè)交易員們的信心。如果利潤來自利用趨勢，那么這場比賽不過就是找出有強烈趨勢的商品，在糖或小麥市場沒有明顯趨勢的時候，就根本沒必要去浪費時間研究它們。在棉花交易所工作后，馬庫斯知道“專業(yè)”是什么樣子，他像新皈依者一樣狂熱地傳播大眾化的福音。
馬庫斯不進行專業(yè)化的決心使他自然而然地成為貨幣交易這個新領域的先驅。尼克松放棄將美元和黃金掛鉤之后，從1972年5月開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用7種自由浮動的貨幣進行期貨交易。馬庫斯很快看到了將他的市場趨勢技巧運用于一個新市場的機會，他的沖浪技巧應用到一個新的領域：投資者的心理可以在貨幣市場創(chuàng)造如在商品市場中一樣的趨勢。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馬庫斯大約三分之一的交易是貨幣交易，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這個比例占到了三分之二。馬庫斯在商品公司的同事也開始交易貨幣，就像公司培育的獨立交易員一樣。對沖基金的新形式的交易員——在20世紀80年代及之后成為中央銀行禍害的宏觀交易員——開始在普林斯頓農舍不協(xié)調的環(huán)境中蠢蠢欲動。
馬庫斯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的政治觀點在20世紀70年代的環(huán)境下看起來很有用。在某些時期，當政府充好人的時候，市場出現(xiàn)不穩(wěn)定；但在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時期，自由主義者認為，政府搞不定情有可原。20世紀70年代初，尼克松實行了價格管制，這種管制與后來的錯誤的貨幣管制實質上是一樣的：他們制定了拙劣的公共政策，因為這些政策被證明是不可持續(xù)的。他們使投機者如日中天。
尼克松政府將夾板價格固定在每平方英尺110美元，并在坦克入侵通道豎起錐形交通路標標識。當時美國建筑業(yè)興旺，對膠合板的需求量很大，建造商們以遠遠超過政府規(guī)定的價格買入木板。很快，膠合板的倉庫就將貨送往加拿大然后再送回以避開政府管制，或者他們搞些“附加值服務”，比如將木板上的一個條狀碎片刮掉，然后每平方英尺收取150美元。與此同時，不能買到足夠木材的建造商們開始在價格未受管制的期貨市場購買。由于相信現(xiàn)貨市場上人為造成的稀缺將推動期貨價格上漲，馬庫斯購買了大量膠合板期貨，后來它們的價格幾乎翻了一番。
當1973年初尼克松放棄價格管制時，馬庫斯賺的錢更多。正如任何自由主義都看到的一樣，無能的政府通過增加貨幣供給使貨幣貶值，因此，只要通過借款大量買入谷物、豆類和金屬，交易員就肯定能發(fā)財。僅在1974年，咖啡的價格就上漲了25%，水稻價格上漲2/3，白糖價格翻了一倍，任何借錢買入這些商品的人都能賺錢。接著商品價格開始反轉，變成同樣可以用來賺錢的下降趨勢：白糖相對其最高價跌了67%，棉花和橡膠跌了40%，可可下跌超過25%。卡特政府試圖刺激經濟所造成的通貨膨脹使美元相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了1/3，這些大起大落給新興的貨幣期貨市場的投機者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機會。①
1975年初，馬庫斯瞅準了一個能預測狙擊固定匯率來獲利的機會，這種做法使對沖基金后來臭名昭著。在他找出違反市場規(guī)律的政策過程中，他決定進行一個像尼克松的價格管制一樣有誘惑力的干預：沙特阿拉伯的貨幣盯住美元，不難看出這種“盯住”會有問題。當沙特阿拉伯的出口收入隨著石油價格的上漲猛增時，它的貨幣供給會增加，并導致貨幣升值。當然，貨幣并不一定非升值不可，沙特阿拉伯可以選擇通貨膨脹。但是，跟隨將接著攻擊從英國到泰國各地的盯住匯率的貨幣投機者的思路，馬庫斯看到，不管匯率升不升值，貶值都是不可能的。這使得將賭注押在沙特阿拉伯的貨幣上成為一個很有誘惑力的單向賭博，雖不能保證一定賺錢，但幾乎可以保證不會虧錢。因此，馬庫斯借款大量買入里亞爾，然后高枕無憂。1975年3月，沙特阿拉伯放棄盯住美元并將貨幣升值，馬庫斯又大賺了一筆。
截至1970年底，商品公司的成功已引人側目。對玉米市場失敗的記憶已經漸漸淡去，邁克爾·馬庫斯的趨勢分析方式為公司的很多交易員創(chuàng)造了高于50%的回報率，公司的資本從最低點時的不到100萬美元迅速增加到約3000萬美元，在農場的辦公室得以擴建，新的大樓投入使用。威瑪聘請了新的交易員，每個交易者又聘請了研究人員以分析圖表，新的行政工作人員以老前輩們覺得荒謬的速度招進來，尤其是管理費用從交易利潤支出以后。但那時利潤大得足以掩蓋這個問題。
僅在1980年，他們就賺了4200萬美元，這簡直是個天文數(shù)字。因此，即使在對140名員工發(fā)放了1300萬美元的獎金后，威瑪?shù)拿灰娊泜鞯墓驹谑澜?00強企業(yè)中仍然排名58。威瑪安排他的員工及其家屬坐頭等倉飛到百慕大集體休假，交易員借此機會痛批威瑪濫用公款，但他們都知道商品公司是個奇跡。
這個奇跡首先是靈活性的勝利。通過超越經濟計量，將重點轉到趨勢分析，威瑪體現(xiàn)了不斷在對沖基金歷史上出現(xiàn)的實用主義，這種實用主義甚至在商業(yè)歷史上也很普遍。創(chuàng)新往往歸因于在大學和科研所盛行的理論，因此，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是硅谷的創(chuàng)意中心，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也支撐著制藥業(yè)的創(chuàng)新研究。但事實是，相對于學術上的重大突破來說，創(chuàng)新更依賴于普通的反復實驗，更依賴于支持可行的東西的意愿，而不是其理論基礎。即使是在研究可以成功直接轉化為商業(yè)計劃的金融業(yè)，反復實驗依然是關鍵。
阿爾弗雷德·溫斯洛·瓊斯本著圖表分析能使他準確預測大盤走勢的期望開始創(chuàng)業(yè)，結果證明根本行不通，不過他即興發(fā)明的獎勵選股者的新系統(tǒng)使他獲得了成功。斯坦哈特、范恩和博考維奇本是證券分析師，但他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大額交易以及對貨幣政策的偏重。
和邁克爾·斯坦哈特他們三個的公司差不多，商品公司受益于這種適合20世紀70年代的方法。金融市場是個將想要避免風險的人和想冒險賺取收益的人相匹配的機制，是保險尋求者到保險銷售者的轉移。在20世紀60年代，尋求保險以抵御商品價格波動的人并不多。政府對農產品設定了最低價格，但產品剩余阻止價格上漲。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員在大豆交易區(qū)的臺階上靠看報紙打發(f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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