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原“看美國”專欄作者劉洪四年任期已滿，日前奉調回國。該專欄自本周起特邀蔣旭峰“接棒”，特告讀者。
　　蔣旭峰，新華社駐華盛頓分社經濟記者，近年來參與編譯過《巴菲特傳》、《德魯克日志》等多部作品，專訪過國內外經濟學界多位知名人士。

　　“如果從上海這樣的大都市往郊區(qū)驅車100英里，你就會發(fā)現和城里的面貌有天壤之別�！边@是9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事務主管納吉爾·查克(NigelChalk)接受筆者專訪時道出的一番大實話。
　　其實，哪里用得著開上100英里呢？不久前，筆者帶一位歐洲朋友開車20公里左右從北京西二環(huán)到南五環(huán)打球，朋友發(fā)現高速公路逐漸變成了柏油馬路，接著變成了揚塵漫天的土路，他不禁感慨郊區(qū)和北京、上海繁華的市區(qū)太不相同了。打球回程的路上，筆者和朋友下車到路邊的西瓜攤買西瓜，攤主一邊哄著懷里的孩子入睡，一邊和筆者“王婆賣瓜”推銷自己的瓜甜。筆者對朋友說：“中國沒你想象得那么富裕吧？”
　　這個歐洲人感到驚愕并不奇怪。一方面，這是他第一次來“陌生的”中國，另一方面，是因他在歐洲聽到的朋友反饋、看到的報道大多集中于對中國大都市的報道，特別是集中于對中國幾十年來取得巨大成就的報道。對很多西方人來說，他們或許對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外匯儲備國已經耳熟能詳，但對中國廣大農村地區(qū)的了解仍是空白。即便像納吉爾·查克這樣到過中國二十多次的“中國通”，也依舊會有令其驚愕的收獲。畢竟，中國太大、人口眾多，要看懂中國絕非朝夕之功。因此，在采訪過程中，納吉爾·查克這位中國專家在描述對中國看法時，用的第一個詞就是“情況千差萬別”(heterogeneous)。
　　“今年夏天，我去了中國甘肅，那里農村地區(qū)的人淳樸友善，但生活艱苦，他們在為改變自己的生活而努力打拼。”納吉爾·查克這樣說道。納吉爾·查克還給我算了筆賬，中國目前人均GDP只相當于他出生的英國的1/10左右，和美國相比也只有一個零頭。納吉爾·查克說的沒錯，在巨大的人口基數面前，中國經濟還稱不上一個巨人。需要看到的是，中國與很多發(fā)達經濟體相比，不僅是在人均收入、發(fā)展質量等硬指標方面差距不小，而且在科技鴻溝、受教育程度、社保水準等很多軟實力方面差距更大。當歐美的很多民眾在追求馬斯洛“五大需求層次”中的自我實現需求時，中國還有數以億萬計的農村民眾在為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在奔波。正因為大家的需求層次不同，大家的煩惱自然也不同。
　　本月初，專訪世行行長佐利克。在沙發(fā)上坐定后，他問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是哪人？”我坦言說，我爺爺出生在中國南方的一個普通山村，我的童年在農村度過，我的少年在縣城度過，我的青年時代在北京和國外度過，我的家庭代表中國正在進行的城市化進程“我知道像貴州等一些中國農村地區(qū)還很窮，有些地方還沒有通電，中國還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边@是佐利克的觀察結論。
　　在和中國一些經濟學家交流時，他們估計，中國每年將有1%左右的城市化增長率，差不多就是有上千萬農民放下鋤頭，進城編織他們的“中國夢”，這一進程將延續(xù)多年。即便按這一進度計算，中國10年后的城市化率也就是在55%至56%左右，同發(fā)達經濟體80%至90%左右的城市化率差距甚遠，中國還要著力應對消除收入差距、創(chuàng)造新就業(yè)崗位、完善社保、產業(yè)升級等一系列挑戰(zhàn)，中國很多城市將長期存在本文開頭歐洲朋友見到的“不完全城鎮(zhèn)化特征”的狀況。
　　我曾經和一些外國朋友說過一番大白話。去年，我參加了一個研討會，這個“務虛會”討論的是報紙是否會消亡的問題。這些歐洲朋友分成兩組，爭得面紅耳赤、不可開交。之后，問我怎么不發(fā)言，在報業(yè)發(fā)達的中國，大家是不是也很關心這個問題。我說，中國農村七億農民中會有很多人把報紙用來當手紙，兩億多農民工中間很多人會把報紙用來糊工棚，幾億城市人口中不乏相當一部分人在撿廢品貼補家用，報紙的價格比廢紙要高，因此很受歡迎。我父母這樣的廣大中老年工薪階層不撿報紙過日子，但是他們不會上網，如果不看報紙讓他們看什么？所以，在歐美的地鐵站旁會有免費贈閱的報刊，在中國，你也這么干，就會招來一堆大爺大娘守在地鐵站門口收集報紙，然后賣廢品貼補家用。中國農村用報紙當手紙的人估計比美國總人口都要多，所以這個問題中國人實在不會太關心。
　　這番實話贏得了掌聲，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其實還有太多人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不了解中國人的關切。西方人“拔苗助長”式的期待和要求是不可取的；而作為中國人，我們自力更生、自亮家底也是不能少的。我們需要讓外國人了解中國取得的成就，也需要讓他們了解我們“成長的煩惱”。